近几年的全国两会，城镇化议题都是颇受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今年两会，好几位代表委员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特色危机。全国政协委员王东林呼吁，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不能一味照搬西方模式，要防止具有地域特征的个性化文化风貌流失;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则认为，每座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防范城市风貌趋同的问题。
如果用一个词描述代表委员们所说的城市特色危机，“千城一面”无疑是最精准的概括。在如今的城镇化建设中，很多城市的特色都在消失，城市景观和城建思路变得高度雷同，很多城市都像复制于同一套模子。
其实，城市特色危机，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早在十年前，一场关于中国城市特色危机的大讨论，就曾席卷全国。当时，就连英国《卫报》等外媒也参与论战，将中国称为“一个由一千座雷同城市构成的国家”。然而，随着中国城镇化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城市特色危机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呈现出了新的趋势。
贪大忌小
中国的很多城市管理者，对城市规模的追求近乎狂热，他们普遍怀有强烈的“大都市情节”。只要提到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最核心的诉求都是尽可能地拓展城市规模。从大马路、大广场，到大博物馆、大图书馆，再到大商务区、大科技园，仿佛只要有能与国际大都市媲美的城市面貌，城市建设就已完成了一半。
在这种贪大忌小思维的主导下，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在各个城市拔地而起，宛如雨后春笋。去年底发布的《2012摩天城市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7月31日，中国已有470座摩天大楼;与此同时，还有332座摩天大楼在建，另有516座已完成土地拍卖、设计招标或已奠基。越来越多的一线城市加入这场“竞高”游戏，不少二三线城市也唯恐人后，“第一高楼”头衔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新一次。
除了各级城市热衷于修建摩天大楼，很多城市还染上了修建大广场的通病。《人民日报》曾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为例，报道一些地方政府盲目建设大广场的现象。锡林浩特市人口只有15万人，但这座城市曾在三年时间里修建三个大广场，总面积达90多万平方米，人均占有的广场面积将近6平方米。这种耗资巨大但不实用的形象工程，在很多地方的城镇化建设规划中都赫然在列。
为片面追求城市规模的扩张，一些地区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只能不断地向外拓展城市的边际线。我们时常会听到某几个城市宣布合并的消息，其直接目的就是增加城市的规模。不合理的城镇化建设规划，还导致了“农民被城市化”、“城市向农村要地”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中国消失了近90万个村庄，几乎每天消失100个——其中很多村庄都并入了城镇。
盲目“贪大”，源于一些城市管理者的理念，源于地方政府对城市形象的粗浅理解。简单地把楼高、路宽、广场大理解为现代化，一味比拼“个高”和“体胖”，既缺少地域特色也没有文化特色，最终结果是“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这其实正是城市迷失个性、丧失特色的重要原因。
喜新厌旧
中国有着悠久的城市发展史，然而，众多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都表现出明显的“喜新厌旧”倾向。“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在大拆大建的反复折腾中，GDP数字上去了，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却遭到重创甚至毁灭。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座城市的文脉，历史和文化是经过漫长的岁月积淀形成的，而破坏它只需要一朝一夕。曾有建筑专家感慨，在欧洲很多城市，还能找到15世纪的建筑，甚至一整条街;而在我们这里，明代的房屋都已经很稀有了，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很多城市都已在城镇化进程的大拆大建中变得面目全非。
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筑大师梁思成曾有一个美妙设想——保留整个北京老城区，在城外扩建新市区，让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风貌能够保留下来。但在当时的领导人眼中，北京老城区是陈旧和落后的象征，“从城楼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的景象，才代表未来和现代。时至今日，这种错误观念，仍是很多决策者规划城市未来时的主流思想，在“护旧”与“建新”的抉择中，后者往往更占优势。
于是乎，才买的城市地图，没过多时又出新版的了;出差几个月回来，就有可能找不到回家的路。中国城市在一些掌权者的手中，就像是一个小学生的作业本，那些急功近利的官员就跟“无知”的小学生一样，手捏铅笔和橡皮，不断地将已经存在的城市图景涂抹掉，再大笔一挥画上新的风景，没过多久又再一次重复。
中国城市遭遇特色危机，与这种“喜新厌旧”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在各个城市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城市都保留了各具特色的元素，比如带有时代印记的建筑、蕴含着文化典故的街道布局等。但是，城镇化过程中的每一轮大拆大建，都像一场风暴，每吹一次，城市的个性和特色就被磨平几分。到最后，一座座城市都在互相克隆和抄袭中越来越新，也越来越缺少文化差异和城市特色。
地方政府热衷于“翻新”城市和旧城改造，很可能是出于政绩和经济利益的考量。在地产经济和土地财政的诱惑下，地方政府的牟利冲动就像无坚不摧的推土机，将一片片历史街区夷为平地，将一座座传统民居无情摧毁。好大喜功的官员、利欲熏心的开发商和无自主权的设计师，合谋让城市变得面貌全新却个性全无。
仿假拆真
城市是历史和文明延续的产物，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建设中留下了痕迹。城市的特色与个性、历史与记忆，都蕴藏在城市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条肌理、每一栋建筑之中，轻易拆毁旧城和破坏文化古迹，无疑会让一座城市的特色丧失殆尽。
遗憾的是，很多印刻着时代记忆、记录城市发展历程的风貌建筑、历史街区、文化名城，并没有被城市管理者当作是彰显城市个性、打造城市特色的资源。最典型的例子，是历史名人故居保护所遭遇的危机。去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居遭遇“维修性拆除”，蒋介石的重庆行营遭遇“保护性拆除”，都曾让广大文保工作者痛心疾首。可悲哀的是，很多古建筑都是在建设的名义下沦为了历史的烟尘。
殷商古都邢台，早在3500年前就有了城市雏形，而且在城市演变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牛文化”——邢台的很多地名都是以“牛”命名的，把这些地名在地图上连起来，能够呈现一幅完整的“头南尾北”的卧牛图。然而，伴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声，整座城市的文脉肌理都被扭曲和破坏了，“卧牛”早已是遍体鳞伤。
一边肆意毁坏城市的特色文化资源，一边却动辄斥资数百亿仿建古城古街，“拆旧”与“仿古”的大戏同时上演，这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道奇特风景。
据北京大学教授吴必虎统计，目前全国有不少于30个城市欲斥巨资复建古城。比如，昆明去年底就启动了一项总投资220亿元的“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名城”项目，宣称要用3年时间“再造一个古滇国”。类似的例子，还有山西大同的“回到明朝”古城修复工程，以及河南开封拟斥资千亿重造“汴京盛景”。
正如很多城市都有“北京路”和“中山公园”一样，当越来越多的城市都开始打复古牌，仿古街、仿古建筑就会成为城市的标准配置。当然，更低劣的同质化，在于一些城市对欧美建筑的粗劣“山寨”。从南到北的城市，从美国白宫到巴黎埃菲尔铁塔，各种雷人的仿制建筑层出不穷，就连庸俗都俗得如此没有个性。
走出特色危机
土耳其诗人希格梅有句名言：“人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不能忘却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可看看如今的城市，生硬、浅薄、单调得仿佛只有同一副面孔。几年前，上海大学教授林少雄曾在课堂做过一个恶作剧式的试验，他在介绍某座城市的影像时，插入另一个城市的片断，结果却没有一个学生察觉。
日益严重的城市特色危机，折射了中国一些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功能定位、城市规划基本处于无序状态。当各个城市竞相以GDP为导向进行自我规划，当城市管理者普遍缺乏对于文化建筑的保护与尊重，当城市建设失去对地域特色、历史传统和民风民俗的内部认同，“千城一面”的副效应几乎不可避免。
一座城市成为另一座城的翻版的景象，无疑是一种文化危机和视觉灾难。“千城一面”的城市特色危机，绝不是中国推进城镇化所想要的结果。如何让特色城市取代“千城一面”?最关键的答案在于城市管理者扭转观念，在城市规划中少一些政绩冲动，多一些对历史文明的尊重，多一些文化情怀，也多听一听民意。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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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要避免大城市病
2013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
不能变成“开发区化”
3月6日，安徽团开放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代表在谈到推动城镇化建设时表示，中国的城镇化必须方向明确，否则可能走向误区。
“城镇化是未来经济成长的引擎，但是我们很忧虑地看到，很多地方的城镇化变成了开发区化。”李扬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是在一个很特殊的背景下展开的，即城乡隔绝，百姓身份二元化。同时中国的城市又是有级别的，城镇化背后又有一个级别安排和身份认同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城镇化可能走向“造城”，搞“开发区化”，这个路子是有问题的。
“其他国家经验表明，城镇化的进程是节约土地的，城镇化是会释放出耕地来的。”李扬认为，城镇化的根本要求应该是城乡一体化。其次，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城镇化的基本要求。
与文物保护并举
“以往有些地方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毁坏了当地原本具有很高文化和历史价值的文物建筑，对国家和民族都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3月5日上午，山东代表团分组讨论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代表如此表示。
“以前，发现文物遗址都是在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某个工程已经开工了，挖出了一些文物，才中断建设，开始文物的挖掘与保护工作。这样做对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工作都很被动。”王巍建议把工作前置，在规划阶段就要邀请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参与进来，在大规模建设启动之前就把有可能发现文物遗址的地段排除在外，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文物的保护。
要避免大城市病
在3月6日上午的广东团分组讨论会上，中山市市长陈良贤代表表示，新型城镇化不是房地产化，也不是简单地让农民进城。城镇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城镇化，城市管理者必须统筹好城与乡的发展，让人们在农村也能平等地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和社会公共服务。
陈良贤认为，中国过去城镇化“有城无市”、有速度无质量，既造成农村基础设施极其薄弱，又导致“大城市病”层出不穷。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在产业布局上必须统筹好城与乡的发展，以改革打破资源配置的行政壁垒，实现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共享公共服务、共享平等机遇。
(人民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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