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交流日益频繁，不时传出“中西方文化差异”。所谓文化差异，实质在于社会集体认识之间的差异。再精确一点，乃集体认识深浅度的差异。如我们这儿还在呼吁“见义勇为”，欧美却不鼓励“挺身而出”，而是将制止邪恶明确归职警察。因为，公民作为纳税人，已通过纳税养活警察，制止罪犯的风险应由警察承担。面对暴力犯罪，公民的义务是及时报警，而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地冲上去。西方的逻辑是：一旦“冲上去”受到伤害，岂非扩大“受伤面”、加剧“受伤后果”?
一位华人女士在旧金山一停车场捡到一本驾照，内有2000美元油票，通过停车场很快找到失主公司及其本人。小伙子赶来认领，掏出200美元酬谢，华人女士坚决谢绝，再三声明中国人归还失物，决不收酬谢。这个小伙子很囧，停车场工作人员也瞪大眼睛：“这是你应该获得的报酬。”女士还是拒收，小伙子最后急了：“女士，你一定得收下这200美元，算我求你了!否则，停车场和我公司要收回我的驾照，上交给交通监理部门。”按当地法规，失主领取遗失物，应向捡拾者支付10%报酬。
这位华人女士有一次见小偷在大街上公然卸偷车胎，人来人往，没人制止，小偷扛起轮胎就要逃。她一把上前拧住，扭打起来，巡警赶到后擒住小偷。不过，这位女士没有等来表扬，而是巡警的批评：“往后碰上这种事情，你只管打电话报警，千万不要跟对方厮打。一般犯罪分子都会有凶器和枪支，你会很危险!”随后，车主也赶来，同样不感谢女士的“见义勇为”，反而责怪：“你值得跟小偷打吗?假如出了事，法律也会连累到我。”这位女士十分感慨，撰文《在美国做好事也很囧》。
如何看待此类落差甚大的中西文化差异?或者说，中西方伦理，谁家的更合理?更有利于社会正能量的发扬光大?再深入一点，哪家的伦理更有利调动社会成员维护正义的积极性?能积聚到更多的社会支持?
西方不鼓励公民的“见义勇为”，或者说只鼓励有限度的“见义勇为”——报警，包含缩小“受伤面”的人性化考虑。将风险留给警察，也是将风险缩小到最低范围。至于10%的失物酬谢，含意更深，内涵更广。
中国鼓励“拾金不昧”，体现了东方道德的纯粹性、洁净度，要求纤毫无染，道德不能沾染利益。但这种东方式伦理建筑在人性善的基础上，并未兼顾人性的另一面，即人性本私的一面。西方规定10%的回报，即鼓励归还失物，又兼顾大多数人的心理(寻找失主毕竟耗时)，从效果角度，要比中国的“拾金不味”更有扩大之力。此外，让失主拿出10%的酬谢，既是对失主大意的必要惩戒，也传递知恩图报的理念，优化整体社会环境。
追求“纯粹道德”的东方与追求“有限责任”的西方，背后矗立着对人性认识的精确度。说到底，分寸感不仅体现在东西方认识的差异上，更体现于法律法规的精细性上。西方对人性对法律的认识深化，才是他们伦理道德精确化的前提。
社会越发展越现代化，体现在伦理上、法规上，就是兼顾能力日益提高，不再绝对化极端化，即不再追求道德的纯粹性与高洁度。得承认，东方的纯粹道德还停留在相对原始粗放的层次，曲高和寡。
再深入一步，认识西方的民主自由，也得由人性角度切入。我们尚未认识到所有法律法规都应建筑在人性之上，既然所有社会意识形态均服务于人，那么其价值出发点也就只能建筑于人性之上。因为，只有符合人性的，才需要被遵守，而且才可能被遵守。至此，清晰可见，人性认识的精确度乃是社会地基。我们长期强调阶级性，以阶级性压倒人性，当然是根本方向上走错了路。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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