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民间对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期待迫切，多位高级官员如俞正声、汪洋、张春贤等，也曾明确表态支持。但是，从一种呼声和探索，到形成普遍的稳定的制度，“官员财产公开”究竟还存在哪些障碍，这是各界还没有取得比较一致看法的部分。因此，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的选择，可能决定着这一构想落实的速度，以及它能发挥作用的程度。
官员财产公开的对象，究竟选择“大”，还是选择“小”?
所谓“财产公开的对象”，是指强制向全社会公开其个人及家庭财产状况的官员的范围。中国一旦实行“官员财产公开”，究竟是囊括所有公务员，还是限定在指定级别和系列以内?
官员财产公开，之所以在当下被老百姓普遍和迫切地期待着，与中国日益严峻的腐败有关。公众要求权力系统彻底“阳光化”，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年中国的社会收入分配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衡，超越了普通民众能够承担的限度。以公务员、与权力靠近的“准公务员”、“近公务员”为主要构成的群体，收入不透明，权钱交易普遍，灰色收入和隐形福利过高，成为全社会最敏感和最痛恨的痼疾。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员财产公开的范围越广，公开得越彻底，老百姓才会越满意。
虽然随着阳光财政的推行，最近几年公务员薪酬不像过去那么神秘，但很多单位特别是权势部门，通过补贴、报销、隐形福利、权力滥用和寻租等方式，不断加剧阶层分化，制造社会不公，导致公众对权力系统的道德水准整体评价降低。现在公众对公务员收入，不是更清楚更信任，而是更模糊更猜忌;即使同样为公务员，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和不同级别之间，彼此雾里看花和相互攀比也非常严重。这是整个社会分配体制缺乏透明度和公平标准、权力系数过大造成的扭曲结果。纠正这一问题，单单依靠公开一部分官员的财产状况，显然不够。
但是，公开所有公务员收入，在目前来看，可能也会出现问题。首先是阻力大，基层公务员会自认为牺牲品，在社会财富规模与形成不透明的前提下，因率先被公开而产生“安全忧虑”，以及对“不打老虎打苍蝇”的不平感。其次，可能导致监督失焦。公众虽然一方面盼望行政成本被彻底纳入监督视野，另一方面，比这更迫切的要求是遏制权力腐败，特别是高层官员的严重腐败。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如果不能在惩治位高权重者的腐败上有所作为，就会迅速丧失公众的信任支持。
浙江省慈溪县纪委常委杨智峰曾表示，推行官员财产彻底公开，也要考虑社会接受度问题，他担心公示会“引起社会反弹，带来不稳定”。此番言论曾遭众多批评，指其为权力的暗箱运作辩护。但是，工作在反腐第一线的纪委常委，如何不知社会的期待与争议?他“狂悖”的观点，不是犬儒主义那么简单，反而更说明中国腐败和反腐的复杂性。杨在基层纪委的观察和忧虑，如果不能在制度建立时得到呼应解决，官员财产公开就不可能行之有效地推行。中国目前对腐败虽有广泛批评，但腐败严重到这样的程度，其根本原因是官员道德建设问题，还是权力结构和监督方面出了问题，都没有在全社会公开透彻地讨论过。如果不在这些症结上做全面检讨和破题，任何修补，都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
官员财产公开的路径，究竟选择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这个问题其实是上一个问题的延续。
行政成本偏高和领导干部腐败，是两个密切相关却又各有侧重的问题。解决行政成本偏高，必须从对权力运作的透明和约束入手，包括公务消费和公务薪酬在内的成本，都应纳入监督体系，而且这种监督一定以全面、公平、彻底为起点，自上而下、各系统、各部门概莫能外。
官员财产公开虽是其核心部分，却与公务员薪酬制度透明化的全面、平等原则不完全一致。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必须遵循“权力-责任-风险”对等的原则，即权力越大，公共责任越重，社会承担的腐败风险就越大，越该受到更严格的监督。因此，不仅要严密监督领导干部个人，还要把他们的家庭以及与之联系密切的下属等也纳入监督。当前中国公务员薪酬制度整体缺乏透明和监督，必须尽快修正;而率先公开领导型和决策型干部的的财产，既是前者的重要内容，又对其有推进作用，似可作为入手破题之选。
2012年一份《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11)》显示，当前公职人员对财产公开有相当高的认同度，在不同行政级别中，省部级和司局级公职人员认同比例最高，超过80%;科级以下则只有64.4%认同。这似乎显示，中国的官员财产“自上而下”公开，是理所当然之选。
然而实际状况未非如此。根据媒体资料，至今中国已经有29个市、县试行过某种形式的官员财产公开，但是即使这29个“试水点”，大多也非常低调，不愿社会对此过多评论。而且，突破往往与当政者的风格有关，只做表面文章，“公开”徒有其表难以服众者有之，人走政息昙花一现者有之，至今坚持下来的少之又少。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一方面，官员财产公开已经像一种“政治正确”的表态，成为大家争相支持的观点;另一方面，在操作上又少有人拿出勇气真正推行。那么，中国的官员特别是高层官员，对于公开财产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对这一制度的认同是真是假?这是应该首先弄清楚的问题。
官员财产公开应该自下而上，这是全世界的经验，各国实践基本如此。十八大之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正在深入，去年广东省十一届党代会在报告中提出：广东已制定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方案。这是否意味着，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终于在一个比较大和比较重要的范围内，开始步入实践阶段?而从过去的“申报”制度，到“申报公开”，以及广东省代表及舆论对“广东方案”中“领导干部财产公开”的强调，是否又意味着，这一实践或许有更多令人期待的亮点呢?
官员财产公开是否还存在“技术障碍”?
虽然很多专家都认为，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现在最大的障碍在于权力者的决心，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障碍”。但是，若制度建立而落实不力，在与腐败斗争中屡屡失招，这一“阳光政策”的监督和约束作用将大打折扣，公众脆弱的信任可能再受打击。
2012年中国网络反腐焦点频现，特别引人关注的是“房姐”、“房叔”等在经济适用房政策中钻空子、牟暴利的蛀虫。然而，人声鼎沸的声讨之后，公众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些“房虫子”的种种手段，令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他们肆意弄权，办起户口来随心所欲，争夺紧缺资源如探囊取物;他们想分身就能分身，想隐身就能隐身;号称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和经适房审查制度，一旦面对哪怕区区的权力，立刻化为乌有。这些制度都堪称“完备”，监督更加不存在“技术障碍”，那么，为何却难以建构起真正的反腐屏障呢?
对这个问题的疑虑，让公众不得不追问：即便建立起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就能够期待它发挥真正的作用吗?当前的金融、财政、税务等系统，还存在哪些漏洞，又是否真能支持以监督和惩腐为目的的财产公开?
以最低层次的“购物卡腐败”为例。各级政府从1995 年以来，对于购物卡成为行贿工具已有相当认识，多次出台禁令和规范文件控制，但时至今日，购物卡已成为众所周知最便利的送礼选项，官员年节受贿成为支撑购物卡庞大发行量的主要原因之一，其间人民银行、工商、税务等权力部门的责任，实在一言难尽。
购物卡的发售和流通，实际都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为腐败设置了层层“技术障碍”。但是，目前购物卡在全国范围内几乎成为贿赂、洗钱、逃税的常用手段，在银行、商业企业和税务等环节上，都存在有意无意的“疏漏”，反而社会监督起这一现象来，存在着巨大的“技术障碍”——这使匿名购物卡成为官员积累和藏匿非法财产的重要手段。
不仅对于金融和类金融产品的监督没有文件规范得那么严格，而且当前中国在收藏市场、股权和期权的交易及转让、或者博彩等领域，监管上都存在严重的“身份歧视”。对普通人而言难以绕开的问题，换成有官员身份的当事者，往往能够轻松搞定，正如“房姐”、“房叔”在经济适用房申请上的所作所为一样。这充分反映出，障碍或者并非出在“技术”上，但技术的闸门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中国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有25年时间，实践证明，过去的那种申报，往往体现为“填在纸上的清白”，反腐作用微弱，甚至常常成为腐败分子的挡箭牌和遮羞布。现在从“申报”转向“公开”，那么公开的平台在哪里，公众如何介入这一平台，如果平台仍不能向社会开放，那么对这一监督平台的“监督”由什么人完成，这些都是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必须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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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财产公开就能解决贪腐问题?
“表叔”、“房叔”、“房婶”、“车爷”层出不穷，惊叹声一浪接一浪，网络一片哗然，群众一片茫然。国家领导人公开表态，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导致人亡政息、亡国亡党。这并非危言耸听，这既表明了贪腐问题严重，打击腐败形势严峻、任重道远，同时也表明执政党的危机意识，体现了执政党打击腐败的坚定决心。贪腐官员的倒下总是伴随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倒在金钱下的官员不在少数，看似清正廉洁的官员，背后的“身家”却是“深不可测”，往往经不起大家的追问。难道非要等到官员落马，公众面对不可更改的结果，才能对官员财产略知一二?
官员财产公开当然重要。官员财产公开就一定能彻底解决腐败问题，对此，大家也许并不持有乐观态度。原因很简单，腐败问题由来已久，国内国外都有腐败，国外也有财产公开，腐败问题也未必因此而销声匿迹。腐败形成的原因很多，当然也很复杂，但是，探索科学反腐的步伐从未停止，对于官员财产公开，时代有要求、群众有呼声、执政党有部署。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创造条件，充分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官员财产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群众却没有相应的知情权，如何进行监督呢?
官员财产公开求精不求全。官员的财产组成有很多种形式，有银行存款、房产、车辆、资产性投资股权等等。当然这些，有可能在官员名下，也有可能在家人名下、亲朋好友名下，甚至可能在二奶、小三等名下;银行存款也可能不仅在国内，还可能在国外等等。因此财产公开也不是说公开就能公开的，公开了未必就能保证所有的资产都公开透明，惯例做法都是让官员主动申报资产，试问，官员的钱放到小三那里他能申报吗，敢公开吗，不是挖坑自跳吗?所以，官员财产公开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没必要所有都公开，因为不现实，加之不可能有那么充分的准备。因此只需有重点的公开，然后总结经验，逐步全部公开。比如，有人建议先公开官员的房产，配合公开官员的社会关系，顺藤摸瓜，有的放矢，至少“房叔”等可以露出马脚、浮出水面，对与房产有关的腐败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官员财产公开还靠强硬的惩处。一旦发现官员财产公开造假问题，一定要严惩不贷。特别是公开以后，要畅通相应的举报监督渠道，发动群众的力量，进行全员监督，全民参与，用制度保障群众权力的行使，同样用制度保护官员的合法收入，也许这样才能逐步挤压腐败的生存空间，长远来看，官员财产公开意义深远。
(《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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