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从1983年开始至今已历经了30年的发展。2005年，春晚由中央电视台多频道并机播出，收视率达到95.45%，创20年新高。2008年，春晚满意度高达84.3%。春晚的收视霸主地位几十年未曾动摇，以每年数亿人的观众规模创造着收视奇迹，并由自发转向自觉，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年度媒介事件。
作为国家主流价值体系的隐喻和现实语境集中投射的焦点，春晚远远超越了新民俗的文化范畴，成为现代中国重要的见证者，其盛衰得失微妙地折射出彼时彼地中国语境中政治、经济、文化的嬗变轨迹和历史印记。
从造星机器到明星隐退
庞大的明星阵容和流程式的明星制造令人们沉迷神往，也使春晚充满了炫目光环。
春晚自其肇始便彰显出明星效应。刘晓庆、李谷一、马季、王景愚、彭丽媛、宋祖英、赵本山等明星大腕为春晚赚足了眼球。1983年，晚会集结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创作和演艺人员，陈佩斯的《吃面条》、王景愚的《吃鸡》带来的是爆炸性的欢娱。作为1983年春节晚会上正式登台的第一位歌手，李谷一曾一人连唱7首歌。春晚也曾有“彭、董、宋三大金刚雷打不动”之说：彭丽媛唱大歌，董文华唱颂歌，宋祖英唱甜歌。
春晚成为打造明星的舞台。原本默默无闻的演员在春晚的照射下光芒四射，成了公众瞩目的焦点。张明敏、费翔、郁钧剑、毛宁、赵本山、巩汉林、牛群、冯巩都是借助春晚舞台走上了成名之路。张明敏原是香港九龙电子表厂的一名普通工人，1984年，他以一首《我的中国心》唱出了亿万中华儿女的心声。陈佩斯和朱时茂借助喜剧小品《吃面条》一举成名。1986年的《羊肉串》、1989年的《胡椒面》、1990年的《主角与配角》、1991年的《警察与小偷》，陈佩斯的夸张表演和戏谑风格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1986年，冯巩凭借《虎年谈虎》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自此，他每年都活跃在春晚的舞台。1990年小品《相亲》奠定了赵本山中国第一笑星的地位，而且十年不倒。1989年，小品《懒汉相亲》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宋丹丹以土得掉渣的东北妇女的形象出现。1990年，她与黄宏合作演出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火爆全国，从此，黄宏和宋丹丹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1990年，一首具有湘西苗族风情的《小背篓》，让宋祖英一夜成名，《辣妹子》、《兵哥哥》、《好日子》等歌曲接踵而至，成为春晚的经典曲目。1989年，赵丽蓉首次登台，和游本昌演出了小品《急诊》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赵丽蓉本来是专业评剧演员，凭借该小品成功转型，跻身大牌笑星行列，其惟妙惟肖的表演和兢兢业业的精神在人们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首届春晚一鸣惊人，它掀起了一场巨大而漫长的造星运动。对于普通演员而言，能够上春晚相当于登上了功成名就的通途;对于已有建树的明星而言，其频繁登场强化着春晚的明星光晕。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明星不再惟春晚独尊。2012年可谓明星退隐春晚的一次高峰：韩红、那英、宋丹丹、陈佩斯、郭德纲、吴奇隆、周杰伦、文章、马伊琍……都以各种方式拒绝参加春晚。一些标新立异的青年偶像认为，上春晚意味着过时、老土，不符合粉丝对自己的期待;一些曾经在春晚上走红的明星身价今时不同往日，不愿再忍受被央视挑剔的处境;一些标榜真性情的明星宣称回家和亲人过年比上晚会更重要……一股反春晚潮流悄然蔓延。
从广告盛宴到去商业化
春晚在台前制造了轰轰烈烈的明星奇观，在幕后则创造着广告奇迹。“春晚经济”随着春晚的仪式化而久盛不衰。与明星效应相类似的是，春晚也是众多明星企业的饕餮盛宴，一些不知名的企业不惜血本，借春晚这趟顺风车而一夜成名。
央视春晚的年广告收入以亿元计，并呈逐年上升之势：2002～2006年的5年时间内，广告收入分别为2.5亿元、3亿元、3.5亿元、3.6亿元、超4亿元。2006年春晚的广告价格全面攀升，零点报时广告起价高达966万元，远远高出2005年的680万元。2007年春晚的广告价位继续上涨，20点报时广告底价达到575万元，零点报时的底价甚至达到了1000万元的历史最高价。春晚10分钟广告，加上20点报时和零点报时各10秒广告，总收入超过5亿元。2009年仅零点报时冠名广告的投入就达4800万元，贺电拜年环节则让春晚进账2亿元人民币。
2005年，广告在春晚从幕后走向台前。在该年晚会上，人们看到了很多植入式广告，如朱军和冯巩的《笑看人生》让“喜力啤酒”出尽风头。2006年春节，汇源果汁的立体化宣传铺天盖地，渗透到春晚的多个环节。据统计，仅1～2月，汇源集团就在央视投放了超过6000万元的广告费。
围绕春晚展开的一系列增值活动轰轰烈烈，颇为壮观。在2006年春节晚会上，央视利用短信投票给赠台大熊猫征乳名的活动引起轰动。但活动背后隐藏的经济利益诉求也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观众在短信投票过程中，除了发送短信产生的费用外，主持人未能及时提醒回复确认短信也会产生费用，人们对短信环节背后的经济链条产生质疑并厉加斥责。工信部专门就短信事件展开调查，直至当事公司公开致歉并退回部分不合理收费方告一段落。
春晚的有奖竞猜等与观众互动的环节已成常规。事实上，网上互动和手机互动是为中国电信、移动通讯和中央台自己的网站做广告;观众评选，是为某品牌做广告。这些环节通过网络、手机等现代信息工具展开，与其说是互动，不如说是间接广告，因为这些互动设计使晚会的主办方和赞助商双双获益。2003年，仅除夕一天，中国移动的短信发送量就达10亿条，中国联通的短信量亦至少1亿条以上，北京市移动用户的短信量也突破5000万条。2003年春节前夕，中国传媒巨头中央电视台委托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成立了名为“央视公众资讯”的公司，专门负责从事与各大电信商、各种节目内容的短信合作。
此外，与春晚相关的一系列活动也为“春晚经济”添砖加瓦。2007年，在中央电视台黄金资源广告招标上，央视春晚《我最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评选活动》独家冠名最终花落汇源。作为该环节的独家冠名赞助商，汇源集团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央视春晚、元宵晚会上的明星企业。
广告植入也愈演愈烈，人们甚至指责其成了“在广告中插播春晚”。2010年，春晚植入广告达到一个巅峰：某品牌果汁在镜头中停留了好几秒，且刘谦表演魔术时直言：“这是某某果汁”。深受观众称道的赵本山小品《捐助》，也为某网站、某白酒、某地旅游业植入广告语。春晚成为一场华丽的广告盛宴。
2011年是春晚经济的一个拐点。从这一年开始，央视规定不准插入软性植入广告，仅保留了贺电榜和吉祥物。2012年这种去商业化趋向更加明确，被称为“三无春晚”——无广告插播、无贺电贺信、无植入式广告。除了网上招标的春晚联合特约，春晚过程中没有任何广告出现。总导演哈文在向观众阐述“开门办春晚”的理念时说，三十而立的春晚“三无”，来自于“群众的意愿”和“央视的决心”。为了把春晚办好，在权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后，“央视”决心随“观众意愿”剔除所有插播广告、贺电、贺信和植入式广告，办一场干干净净的春晚。“三无春晚”也为执行广电总局的“限广令”起到标杆作用。
从众声喧嚣到群雄逐鹿
春晚波澜壮阔的景观背后还蕴含着地方媒体、网络新媒体以及民间大众的智慧和力量。地方春晚、网络春晚、山寨春晚相继登场，推波助澜，形成了众声喧嚣之态势。
央视春晚火爆荧屏，各地方电视台除了转播央视春晚外，也开始筹办本地春晚。2007年，地方春晚引起高度关注：北京电视台与香港TVB携手合作，推出创意别致的“洋春晚”;东方卫视以前卫、时尚为特色，一口气推出了小年、除夕、初一三台大型晚会;湖南卫视以“快乐回家”为主题的春晚充分突出了本土特色和娱乐特色。重庆卫视、江苏卫视、安徽卫视、浙江卫视、江西卫视等省级电视媒体也倾力打造了自己的春节晚会。
网络春晚一词出现在2005年。它并非单指某台具体的春节晚会，而是数字媒体技术飞速普及的必然产物，其形式有网络视频、博客、flash动画等。除了技术上的表征外，网络春晚更重要的内涵还源于其特指由广大网民自发制作的春晚。
网络春晚搅动春晚战局是在2007年。这一年的网络春晚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以网络、手机等新媒体为载体，以原创性、互动性、个性化为特色的春节联欢晚会，其典型代表是首届中国播客春晚和首届手机春节联欢晚会。另一类是利用网络、手机平台转播电视媒体播放的春节联欢晚会，并提供关于春晚的节目评选、数据反馈等诸多互动式网络服务，其典型代表是2007春晚网络联盟和央视国际推出的各类直播春晚及其互动活动。2010年，网络春晚达到高潮，被媒体称为“网络春晚元年”。其中，北京电视台联合新浪网和中国移动举办的“网络互动春节联欢晚会”和由第一视频携手搜狐、网易、新浪等八家门户网站主办的“风景这边独好——‘春网开元’中国互联网网络大拜年”尤其引人注目。
如果说地方春晚、网络春晚还带有一定的官方色彩，与主流媒体有各种联系的话，山寨春晚则彻底发自草根民众，彰显着央视、地方、新媒体之外的“第四种势力”。这股潮流虽后劲乏力，但意味深长，表征了一个时代的潮流动向。
2008年是山寨春晚初成气候的一年，也被媒体称为“山寨元年”。四川籍北漂人士施孟奇(老孟)以“人民春晚人民办，人民春晚为人民”为口号，公开宣称要自办一场“山寨版春晚”。很短时间就收到了网友自发报名的千余个节目。接着，西安也要搞“山寨春晚”，长沙也要搞“山寨春晚”，还有人筹划“北漂春晚”……
在网络贴出的山寨春晚视频中，“山寨春晚”旗帜频频亮相。有分析认为，山寨文化代表着一种以调侃、戏仿、戏谑主流文化为表现形式的草根文化和娱乐精神，山寨的核心是滑稽模仿，亦即戏仿。除了戏仿之外，山寨春晚更深层的目标是娱乐大众、娱乐自己。山寨春晚可以看作一种充满后现代娱乐精神和表达方式的行为艺术，不能用传统的功利标准或政治眼光来解析。
多元化的春晚市场经历了众声喧哗的探索期，如今已经呈现群雄逐鹿之态势。各地方卫视的跨年度春节晚会和各种形式的春晚掀起了一场暗战。
春晚诞生之初只是一种联欢形式，一种新的电视综艺节目形态，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与中国民俗相结合，由大众传媒推波助澜，演绎成了草根大众共同参与的一种定期发生的、象征性、仪式性、具有丰蕴符号意义的文化事件。受众在此过程中也经历了从旁观性参与到合作性参与，进而决定和支配整个事件进程的本质性变化。面对众神狂欢和泛娱乐化倾向，春晚何去何从?作为新民俗，这将是国人经久不衰的永恒话题，而随着时代巨变，它的取向将对中国娱乐节目起到至关重要的示范作用。
(作者赖黎捷为重庆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李林容为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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