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7年，针对一些地方、部门在与媒体打交道时发生冲突的情况，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提出要“善待善用媒体”。2010年1月4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提出“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努力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充分发挥媒体凝聚力量、推动工作的积极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共鸣。
“三善”要求官媒良性互动
是对抗、博弈还是沟通、互动?答案显然是后者。新形势下的媒体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更是“人民的喉舌”。要想提高执政水平，更好地实现执政目标，就必须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待、善用、善管”为各级政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要求。
“三善”的前提是善待媒体，要正确认识媒体的地位、职能和作用，改变“家丑不可外扬”和“报喜不报忧”的观念和做法。在这方面，以广东、福建和云南为代表的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付诸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云南的“躲猫猫”事件正是给予媒体一定的自主权并让他们参与事件的调查过程，最终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2010年7月，时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伍皓认为，“三善”第一次正式进入党中央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意义非同寻常。
善待媒体，应该服务、信任、宽容并支持媒体。当前，中国政府正在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与此方向相适应，也应该同时努力服务媒体，构筑一个“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媒体关系。伍皓认为，媒体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载体，只有善待媒体，树立开明开放、阳光透明的新意识，才能让舆论环境更友好。同时，这样才能使得新闻传播中的党政部门、新闻媒体、宣传部门以及公众四者之间的关系从相互博弈走向相互协同。
“三善”之所以被中央领导高度重视，还与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地方官、媒关系出现“异常”有关。许多地方执政者停留在旧思维、旧认识上，有些官员认为媒体是政府的一部分，有些官员认为媒体就是找麻烦的，甚至还出现了“防火防盗防记者”等情况。
对此，诸多专家达成了一个共识：政府应充分尊重媒体的自主权，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认为，要让媒体有效行使自己的权利，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和作用。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认为，对于媒体，政府可以管，但不能乱管，不能违反新闻规律。在一个法治成熟的国家，一切都应该依法办事，在法律框架内约束并规范媒体的行为。
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刘涛认为，要构建并完善一套规则体系，对各方有清晰的问责和归因。因此，必须明确媒体管理者的权力边界，关键是，要尊重媒体的自主权并把评判的权力让渡一部分给公众。
“三善”媒体才能让新闻舆论成为治国理政的新资源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三善”中最重要的恐怕是“善用媒体”。在以信息化、数字化和媒介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中，媒体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辐射日益加强，特别是网络媒体在反映舆情、汇聚民意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也越来越大。
如何让新闻舆论成为治国理政新资源，从而提高执政能力，这是一项重大的课题。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具有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等功能，充分认识并科学利用这一点，将有助于各级政府提高执政能力。
根据资料显示，2008年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就有7万起，而其中就有不少是因为官民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导致。新闻媒体就是一个极好的渠道，能够有效地搭建两种话语之间的联系。因此，善用媒体的首要任务是保障渠道功能正常发挥。在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和舞台，由此导致网络信息真假难辨，而保障专业媒体的知情权，让其以专业、权威的操作来发布信息，才能真正保证公众的知情权。
善待媒体、善管媒体、善用媒体，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运用媒体力量改善社会管理、凝聚社会共识已经成为潮流。无论是善待、善管还是善用媒体，都是为了构建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的“互信”。一个应当明确的原则是立足公信，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实现共赢，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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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媒体常识的启蒙
中央电视台记者在湖南采访被打，民政部“忽悠”人民日报记者，以及河南兰考大火后当地对媒体的变相封锁等，2013年1月里发生的这几件事，又一次提醒我们思考，应该怎样理性认识媒体的社会功能，面对媒体尤其是舆论监督应该如何调整心态。
打记者等粗暴对待媒体的现象之所以司空见惯，这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滞后心态有关。这种心态至少有两个层面值得关注：其一，直到今天一些人仍然习惯于只听一种声音，对利益多元化时代的众声喧哗还极不习惯，感受到压力甚至心生厌恶。在这种心态下，看不到今天无论是利益结构、社会基础还是文化价值观，都已呈现出多元的状态，这正是中国社会内在活力的表现，也是媒体活跃的基础，媒体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影响力、渗透力、塑造力在不断增大，这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开放进步的表现。其二，一些地方官员看不到舆论生态已大大不同于以往，仍然固执地认为舆论是可以绝对控制的，甚至认为舆论是可以调动资源制造出来的，这种陈旧的思维和心态，极大地限制了“善用媒体”的可能性。比较典型的表现是，有的地方一出现突发事件，首先想到的，就是立马把传统媒体管死，结果只能把各种声音和芜杂的信息都逼到网络上去，本来可以充分利用媒体主动引导舆论，结果只能在网络意见的重压下被动应付，从可控到不可控，教训不可谓不深刻，这种场景直到今天还在重演，真是令人叹息更令人深思。
一些对舆论监督过于敏感的人，要抛弃那种滞后于时代的心态，就必须认识到，在这个开放的时代，具有世界眼光和现代意识的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不改变那些滞后心态，就必然会和年轻一代之间产生隔阂，这无助于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社会的进步，是在不断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实现的。这些年来，在一些突发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比如瓮安、乌坎等事件的处理过程，都突显了创新的能力和智慧，值得借鉴。
对一些地方需要来一点媒体常识的启蒙，启蒙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媒体的社会价值和功能，认识的起点，是正视民众权利意识的不断成长。良好的舆论环境，是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信息互动和观点交流中形成的，像一些出现过极端群体性事件的地方那样，一方向另一方施压，或一方向另一方示威，最终换来的只能是舆论环境的失衡，在这种失衡中，无论哪一方，都可能失去做出准确判断的理性和能力，这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无论是兰考的官员，还是民政部的官员，都应该认真审视一下面对媒体的心态。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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