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权利”是个美好的字眼，而“税”则让人厌烦，然而，太阳底下总是有阴影，有时候阳光的明媚需要阴影来衬托。权利的实施依赖于税收，这就是美国学者史蒂芬·霍尔姆斯与凯斯·桑斯坦在《权利的成本》一书中给人们的回答。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不存在没有成本的权利，两位作者在书中将权利进行了解剖，剥去了“权利”含情脉脉的面纱。
在古典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启蒙思想家眼中，权利的行使往往需要抵制政府的干预，因此在“权利”与“权力”之间形成了二元分立。然而，权利的实施需要权力的支撑，尤其是需要一个富有、有执行力的政府来维系。如霍布斯所说的“自然权利”只是一种臆想或者假定，当一种“自然权利”无法实施时，那就是一句空话而已。纵观世界，在一个失败国家中，权利是奢侈品，只有在美国或者欧洲国家，人们才会为退休年龄、福利待遇而上街游行。相比之下，这种示威游行何尝不是一种权利呢?在稳定的国家权力框架之下，示威游行才不会遭到血腥镇压。
权利不仅是有成本的，而且还是稀缺的。以人们习以为常的财产权为例，这种权利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启蒙思想家“假定”每个人都有生命和财产的权利。将一种假定变成现实是需要“花钱”的，要保障一个人的财产权需要相应的司法机构，要保持审判的有效性就必须要有警察所代表的暴力工具。无论司法还是警察都需要花钱雇佣，因此纳税人为了保证自己的财产权愿意出钱“供养”这样的机构。如果一项权利的实施成本过于高昂，人们就会对税收有抵触心理，因此，权利是有价的，而且是可选择的。
既然任何权利都是有成本的，那么以“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的二分法分析框架就有失偏颇。真正值得人们关注的是权利的成本以及成本—收益的问题，现代政府都是“大政府”，税收构成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换言之，纳税人出钱向政府购买“服务”。既然是一种交易，那就需要公开和透明，政府有义务公布财政支出的明细，这就是公共预算，让纳税人盯紧政府的钱袋，这才可能遏制腐败与怠政。
公共财政是衡量一个政府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政府保护权利的能力指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福利国家兴起，向人民提供最基本的福利待遇成为政府的义务，因此，政府的财政开支一大部分用于福利。福利，源于对退伍军人的照顾，好男不当兵，贵族时代终结之后，扛枪打仗多由平民子弟承担。穷人为保护富人的财产权流血流汗，那富人是不是给穷人一些补偿呢?在大工业时代，有产者与无产者实现了和平，前者有钱，后者有选票，通过福利的转移，富人向穷人“购买”和平。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中的富人往往是保守派，他们反对增加福利，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源于懒惰。美国总统奥巴马为3700多万美国穷人提供医保，引起了共和党人的“仇视”，2012年大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多次表态，若当选，必废除医保法案。
福利权的实施不仅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作为中介，也需要富人向穷人转移财富，然而正是这种权利实现了国家内部的绥靖与和平。然而，福利权也是昂贵的，需要一个强大的生产系统创造财富。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告诫欧洲人，“欧洲人口仅占世界7%，但却享受着全球福利总开支的50%，我们如果想继续维持这种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付出更多努力来进行生产。为此，欧洲必须要大幅改革税收政策来恢复我们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
福利，很美好，需要高额的成本。
(作者为经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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