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你们在说谎，你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你们在说谎，可是你们仍然要说谎。
在于丹(党)代表被北大学生搋夺了“代表”的资格之后，双眼如炬的李承鹏在同一所学府说了如上的话(略有改动)。于丹在北大遭遇的滑铁卢再度印证了那句老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借助一档电视科普节目，一脸幸福相的于丹，一不留神把传统政治伦理大全《论语》读成了幸福教的圣经，她本人则荣膺幸福教的教主，指导着一批央视记者们走街串巷地叫卖“幸福”(“你幸福吗?”)。这位借道非学术空间摘取学术声誉，进而利用学术声誉向娱乐界进军的准学者与准艺人，在刚刚(十八大)代表了基层党支部之后，还要强行“代表在座各位……”时，那个“总是要还”的历史时刻终于到来。
于丹不能代表“在座各位”，事实上，“在座各位”的主体性已被她用不经授权的“代表”这种同一性的暴力公然取消了，令他们的在场形同虚设。于丹真正代表的，是正在中国公共媒体上，尤其是电视上迅速崛起的一个知识阶层——智者。管他们叫“智者”，是因为我们就是用这个概念来翻译他们在古希腊的先祖sophist。这批以高尔吉亚为代表的古希腊智者，并不认为语言是真理的载体或至少是碎片，而把它看作交换的商品。他们的能力在于可以证明两种相反的论述同时成立，然后根据买家的意愿提供这一种或那一种。
作为术业有专攻的知识阶层，他们被制度授予了“专家”的招牌。但他们作为“智者”的属性体现在，他们不惮于、不羞于在任何场合就任何问题发表“专家”观点。他们的无所畏惧、无所不知和浅尝辄止，迎合了标榜“专家视点，权威解读”而又不求甚解的大众媒体的需要。在有关时政分析的电视栏目中，尤其拼凑了这样一批来自社科院或军事博物馆的各色专家，他们时而穿西装，时而穿军装，间或还戴贝雷帽，身份莫衷一是，一如那些入了军籍的歌星。他们以国际关系专家的身份兜售军事决定论，直到反对派攻入的黎波里的前夜，他们还坚持认为这批乘皮卡的“乌合之众”不能随随便便成功。他们以军事专家的眼界奢谈国际战略，俨然以外交部副发言人自居，呼吁国际社会尊重叙利亚人民的选择，却闭口不谈他们口中的“叙利亚人民”，指的是巴沙尔政府，还是自由军战士?萨达姆死后，他们说卡扎菲可不是萨达姆;卡扎菲死后，他们又说巴沙尔可不是卡扎菲，“利比亚模式不可能复制到叙利亚”。他们总在说，阿猫不是阿狗，阿狗又不是阿猪，他们不愧是生产语言泡沫的超级工厂。
野田当日本首相时，野田就是钓鱼岛问题的症结，仿佛派个特工到东京把野田刺死，钓鱼岛问题就迎刃而解;到野田终于要被安倍取代时，他们这才发现野田其实是日本政客中相对容易打交道的。野田上台时他们嘲笑他的草根出身;安倍上位时，他们又对“精英血统”不以为然，号召日本人民从精英崇拜中挣脱出来，寻找“真正的日本政治家”。
他们用政客“捞选票”来解释日本政局的右翼化转向，却不肯面对进一步的追问：为什么政客这样做，就可以如愿捞到选票?在民主制度下，日本人民与日本政府，存在着怎样同构的关系?
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另一批台湾问题专家很相像。这些台湾问题专家紧揪住陈水扁不放，将台海困局归因于陈水扁的人格和民进党的派性缺陷——事情要真是这样就好了。对陈水扁和民进党在言辞上的围剿，不但遮蔽了深层次结构性问题的澄清与面对，在陈已身陷囹圄、民进党已下野的背景下，这种围剿在道德上的不厚道，几乎必定引起民进党在政治上的悲情反弹，不知这一点可曾进入智者们的视野?
回到他们的本行，也不敢令人恭维。作为军事专家，他们的专业素养基本局限在军事迷们三句不离“反潜导弹”、“舰载无人机”或“核动力航母”的武器讲解员的水平。作为国际关系专家，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令人想起儿时看战争片时的“好人”、“坏人”之分。然而，他们正是用这种冷战思维斥责别人使用“冷战”思维。他们的观点基本来自美联社或法新社，只是在前面加上一个负号：敌人说好的我们就说坏。他们的道义感仅仅维系在国家边界处，他们反对西方国家的恃强凌弱，但不反对恃强凌弱本身。“中国威胁论”，“中国在黄岩岛争端上以大欺小啊”，“日本人又服软啦”，这些据说来自外媒的只言片语都被他们以“批判”的名义拿来反复玩味，自慰而又自恋。俄罗斯与西方的每一次对抗都令他们血脉贲张：今天说俄罗斯的航母又进塔尔图斯港啦，美俄在叙利亚有好戏看啦;明天又说俄罗斯的轰炸机紧绕着日本领空飞啦;半夜又惊爆俄罗斯的核潜艇已逼近佛罗里达，美国太平洋防线怕是保不住啦。他们无节制地在俄罗斯的帝国余威上投射对西方的权力意志或白日梦。俄罗斯在北方四岛对日本的强横外加羞辱，简直是为我们在钓鱼岛上雪耻，尽管这事实上加速了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步伐。
他们用“搅局”、“搞小动作”之类的词语描述菲律宾或日本的敌对行动，在我们与它们之间建立想象的权力等级制，仿佛他们谈的不是一个与我们有着对等身份的主权国家似的。他们宽容而又居高临下地表示对待这些国家要“听其言观其行”，其实是在强势语言的掩护下建议我们放弃外交的主动权，使我们的外交仅限于对既成事态做被动的反应。他们陶醉于在世界地图或军事沙盘前宏论大国外交或大国博弈，却无力对眼前的弹丸之岛提出稍具常识感和现实感的分析。
当然，他们有时也标榜弱者立场。他们说，没有恐怖主义，只有弱者对强者的抵抗;却不愿意承认，这些所谓的“弱者”真正伤害的却是更弱者——妇女、儿童和其他手无寸铁的平民。这种抵抗不可能改变国际结构中的恃强凌弱，反而以自己的方式强化了它。事实上，他们喜欢谈论弱者，比如朝鲜和印度，是因为我们可以安全地把优越感建立在它们之上：朝鲜是我们的过去，印度是一个西方化失败了的国家。
在他们眼里，强弱其实并没有道德涵义，强弱的界定只与GDP有关。他们把当代国际关系归结为军事力量的对比关系，进而归结为经济力量的对比关系。这等于说，无论何种形态的GDP，即便体现为洗浴歌舞事业的GDP也可以直接换算为军事力量，从而决定国际关系的格局。GDP因而成了他们观察和讨论国际现象最重要的窗口：西方民主选举最致命的弊端是太“烧钱”;美国收缩中东战线源于“经济的盘子不够大”;骆家辉坐经济舱赴任是因为美国欠了中国的债;伦敦市长骑自行车上下班是因为英国经济不景气……他们假装不知道，经济增长在资本全球流窜的时代，可以是一种比国家真正的强大简单无数倍的事情：只要对资本敞开怀抱，资源、劳动力、笑脸以及贞操就都可以向金钱转化，道理像女人变坏就有钱一样。
GDP还原论赋予他们一套简化世界的全能的分析装置。只要各国的GDP排序不发生根本的变化，现存的国际关系秩序便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巴以冲突现阶段不会失控，印巴克什米尔之争现阶段不会失控，朝韩对峙现阶段不会失控。伊战后伊拉克政府与美国的疏离乃至抗衡，不但没有否定美国对伊拉克的实际控制，反而越发证明了它：伊拉克的疏离乃至抗衡正是掩饰它的作为美国傀儡的本质。表面上的不存在，却成了本质存在的证据。
雷打不动的广告时间、节目时限，以及主持人的不耐烦，这些都可以随时打断他们在镜头前的发言，而他们也满足于被随时打断和在急速滚动的片尾字幕后面说着尚未说完的话。是的，只要央视的商业广告照常播出，他们说和没说，以及说多少和怎么说，的确对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毫无影响。
(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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