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75周年之际，中国海监飞机出现在钓鱼岛上空，日本军机紧急升空进行拦截。据日本防卫省称，这是1958年以来中国政府飞机首次进入日本领空，面对日本政府的抗议，中国外交部称这是“完全正常的”。人们在猜测下次中国海监飞机再光临钓鱼岛上空时，日本将如何应对。钓鱼岛争端已经使中日关系降至近年来新低，而这一危机缘起于一位口无遮拦的日本地方政府长官，错误知觉使双方的对抗螺旋上升，经济战乃至军事对抗已经被广泛讨论。利益的纽带为中日关系恶化设置了底线，即不战。钓鱼岛危机不仅恶化了中日关系，而且也引起了日本政坛的震荡，民主党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面临民意考验。
中日的错误知觉
任何决策者都不是全知全能的，尤其是在情势变换、信息不充分、时间不等人的情况下，认知失误也属正常。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杰维斯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错误知觉有时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或者战争。所谓的知觉，就是行为体尤其是决策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收集、分析、判断信息的过程，在此知觉基础之上作出决策。先入为主、思维定势和历史包袱会使行为体进行错误知觉，最终引发不必要的对峙或者战争。
钓鱼岛争端一直是中日关系的“地雷”，但长期以来处于“冻结”状态，正是由于日本的错误知觉而将此地雷引爆，使中日关系降至近年来的冰点。石原慎太郎在2012年4月16日提出“购岛论”，钓鱼岛危机的引信被点燃，彼时，石原不过是想在日本政坛扔一颗炸弹。换言之，石原将钓鱼岛视为搅动国内政治的议题，而没有意识到这将引起中日之间的对峙。
在选举压力之下，野田也不得不表示强硬，而在7月7日宣布由中央政府出面“购买”。野田认为，“国有化”是遏止石原这样的地方官员挑动外交议题的手段，中央政府“国有化”不过是土地产权的转移，政府并不会在钓鱼岛进行实质性开发。野田没有意识到，“国有化”对于中国政府和民众意味着丢失领土和损害主权。钓鱼岛“国有化”的含义对中国和日本是完全不同的，野田的错误知觉使其在9月11日与栗原家族签署购岛协议，生米做成熟饭。野田也许心存侥幸：购岛成为既成事实之后，中国也只能口头抗议，“外交维稳”思维之下，中国不会有实质性的反制。
钓鱼岛“国有化”实际是逼迫中国政府承认钓鱼岛已经丢掉，民情汹涌，政府无法承担“丢岛”的后果。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反日大游行、渔民千帆竞发钓鱼岛、公务船和军舰巡逻于钓鱼岛海域等等都超出了野田佳彦的预估。以9月11日为分界点，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处于防御态势，希望对话解决钓鱼岛争端，9月11日之后，中国政府采取进攻态势，危机呈现螺旋上升的态势，两国持剑相向，互不相让，最终野田先放下了手中之剑。9月19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公开承认在钓鱼岛问题上判断失误，低估了中国的反应。这个表态还为时不晚，国际政治中的错误知觉是普遍存在的，而矫正错误知觉则是避免冲突甚至战争的重要举措。然而，日本政坛中的右翼势力却借此炒作，以赢得关注。外交议题通过钓鱼岛危机植入日本国内选举政治之中，无论新成立的维新党的桥下彻、石原慎太郎，还是自民党的安倍晋三都在钓鱼岛问题上竞相发“狠话”，而野田佳彦认为，“如果我们大肆排外和冒进，激怒我们的邻国，那么这个国家将陷入危险之中。”这种观点在中国海空维权力量进入钓鱼岛的情势之下，野田的观点就会被选民视为软弱。
在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并没有对钓鱼岛表示充分的关注，多数人也不相信野田政府会“国有化”钓鱼岛。直到购买协议签订之后，一连串的反制措施迅速出台，因为这是对中国的蓄意挑衅。温家宝总理在比利时表示，“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这些重大问题上要保持铮铮铁骨，毫不退让。一个民族没有比尊严和自主、独立更为重要的了。”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等观念的影响之下，钓鱼岛国有化就成为一次有目的、有步骤的侵略行为。在反侵略的语境下，任何手段都有了合理性，中国反日游行中出现了以“爱国”为掩护的打砸抢烧行为。如杰维斯所言，“在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上，国家为保卫领土愿意付出的代价大大超出它愿意为增加一种其他重要利益付出的代价。”
错误知觉使中日关系在短时间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马克斯·韦伯认为，观念是历史发展轨道的“扳道工”，决定着前进的方向，而只有校准知觉才可能防止中日关系继续恶化。
利益的考量
错误知觉的相互加强使得利益分析变得不重要了，尤其是对峙不断升级之际。回顾近半年的钓鱼岛危机，特别是从9月11日到9月21日的“十天危机”，最大的变化在于钓鱼岛已经成为“争议的话题”。
其一，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不再牢固。虽然在此之前中日双方都声称对钓鱼岛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但是钓鱼岛为日本所“占有”却是事实，经过此番对峙之后，中国也有了“一席之地”。在日本“国有化”之后，中国外交部公布了钓鱼岛海域的领海基线，换言之，中国海军、公务船是有权利在这一海域巡航的。之后，海空巡航就成为维护这一声明的例行事务。钓鱼岛问题的解决、中日关系的缓和需要日本承认钓鱼岛的主权是有争议的，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谈判或者妥协。
其二，反日游行折射出中国的不稳定性。示威游行中出现了严重的打砸抢烧事件，保钓的战场转移到了国内的日资商铺、企业与日系汽车，公民的合法财产遭受冲击。民粹主义情绪、义和团的思维、暴力的手段都让中国的形象受损，此外，反日游行中夹带了各种“私货”，不同的政治诉求都有所体现，民族主义情绪与民主诉求之间微妙转换，外交议题与宪政要求融合在一起。无论从国内稳定还是外交破冰的角度，大众动员都有其局限性。此外，钓鱼岛问题已经引起了日本政坛的畸变，主张以强硬对强硬的政治派别日益占据上风，自卫队改为自卫军，甚至拥有核武器的主张都被提出来，钓鱼岛危机与日本政治右翼相互强化，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其三，东亚格局发生变化。中日韩的合作受阻，尤其是货币领域的合作在倒退，虽然中日韩三国FTA谈判如期举行，但是没有政治与战略互信作为基础，无论自贸区还是货币协作都缺少基础。另外，钓鱼岛危机也强化了美日军事同盟，新式装备进驻日本，亚太地区军备竞赛呈螺旋上升。钓鱼岛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暗合布热津斯基在新著《战略远见》(Strategic Vision)所规划的“新东方”，即日本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英国。英国是制衡欧盟一体化的“特洛伊木马”，而在地缘上中国与德国又有几分神似，没有中日关系的稳定，东亚的地区合作无从谈起。
钓鱼岛危机已经引发了系统性效应，中日关系夹杂着大国兴衰、权力转移的因素，也伴随着全球权力结构的调整，校正错误知觉，冷静权衡利益纽带，才可能超越钓鱼岛危机给中日关系带来的震荡，对于中日两国而言，一味地盯着钓鱼岛未免有“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之虞。
(作者为国际关系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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