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中国外交，笔者概括为“三维”：“维和”，即维护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维稳”，即基于自身政权维持的考虑，面对中东、缅甸变局等所采取的对策;“维权”，即在南海、东海等攸关中国主权的问题上所进行的外交斗争。在这些方面，过去一年的中国外交有得有失，并体现出一些新的变化。
“维和”外交挑战依旧
对中国来说，维护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对实现和平发展至关重要。外界或许仍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有一些怀疑，但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奉行实用主义外交思维的中国领导人明白，美国领导下的既有国际秩序不但有着巨大活力，且有难堪匹敌的实力优势，中国除了和平发展一途之外，无其他路可走。
中国能否和平发展的变数其实存在于中国意图之外的客观层面。其一是与美国的结构性权力矛盾。作为新老大国，中美间存在结构性权力矛盾本属正常。但奥巴马政府一反小布什政府所为，奉行战略东移政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结构性紧张，使得双方间战略互信的建立更加困难。而2012年奥巴马当选连任以及随后对东南亚特别是缅甸的访问，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至少美国未来四年，仍将继续奉行战略东移或曰亚洲战略再平衡的政策，中国在亚太面临的战略压力，只会进一步增加。
有人可能认为奥巴马当选较其共和党对手罗姆尼对华更有利。但笔者以为，罗姆尼虽然在经贸议题上对华咄咄逼人，但在安全地缘领域视俄罗斯为主要对手，如果他当选，中美经贸间摩擦可能会增加，但地缘战略方面的摩擦可能会减小。奥巴马则恰恰相反，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可能在经贸议题上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但战略上的博弈与摩擦却可能增加;双边关系表面上可能会风平浪静，但长期与宏观层面的战略互疑很可能进一步深化。
其二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缺乏制度性协调。如果说美国是在全球层次影响中国的国际环境的话，那么周边国家则攸关到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后者有时往往更为重要和直接。特别是在东南亚这一块，它们不但紧邻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东部，而且也是中国在战略上要走出去的重中之重。但是，由于南海主权争端、对中国发展不确定性的担心，使得不少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抱有一种战略疑虑。在国际关系中，两国间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利益摩擦与不信任可能是正常的，但对中国与多数东南亚国家来说，更为关键的是缺乏一种双边或多边的制度关系来协调这种矛盾与疑虑。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国与东盟间由于“10+3”、“10+1”机制而建立了一定的制度化沟通管道，但随着东亚峰会的扩容，“10+3”变了“10+8”，特别是美国也成为东亚峰会成员，同时又借助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试图主导亚太经济合作，中国与东盟间的制度化沟通管道反而在新的世纪趋于淡化。由于这种制度性缺失，导致东南亚国家继续依赖美国以实现“大国平衡”，与中国的冲突议题也很难得到正常的“管理”，结果造成诸如2012年中菲黄岩岛对峙这样的摩擦时有发生，中国的周边环境也因此如风中波浪，始终荡漾而不定。
“维稳”外交劣势明显
促进本国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外推广，维护国际社会中与自己类似政权的生存与发展，本是一国特别是大国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原来有“革命输出”，而西方国家则迄今都在推行民主、人权外交。其中道理，大概在于一国之外交政策，莫不有赖于具体的政权来推行，而具体的政权在强调国家利益之外，自然要关心自身政权的存续。而国际社会中同类政权越多，则越有利于说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越充足，也越有利于充当政权面临危机时的屏障与缓冲。所以，相对于国内维稳，针对中国外交又有“国际维稳”一说，即对那些不同于西方制度的政权，特别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政权持同情与支持的态度。但由于民主、人权已成为国际政治主流，加上中国除了经贸上的“胡萝卜”外，可利用的外交手段不多，所以“维稳”外交总体上仍处于被动状态。
2012年的“维稳”外交主要集中在三个国家：叙利亚、缅甸和朝鲜。在阿拉伯之春的冲击下，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内有反对派的武力相抗，外有西方国家的制裁压力，其生存步履维艰。中国并不同意巴沙尔的镇压政策，也呼吁其进行必要的改革，但很显然，中国不愿意看到该政权在西方的压力下倒台。2012年2月，中国与俄罗斯一起，在安理会否决了英法等国提出的涉叙决议草案，这已是中俄两国第二次为了叙利亚而行使否决权。不过，除了外交上的支持，中国无力为远在中东的巴沙尔提供更多助力。未来如果巴沙尔政权真的倒台，中国除了顺应时变之外，大概也无更多工作可做。
在缅甸，则是面临着自2010年以来的民主变革趋势，原来的军政府不但脱下了军装，而且通过释放昂山素季、允许反对派参加大选和放开新闻管制等措施，在逐步实现政权转型。对这种主要由内部推动而非外部强加的变革，中国自然无法置喙。而且，由于美国奥巴马政府对缅甸转型的大力支持，中国也无法通过政治、经贸方面的手段过多施加压力，以避免缅甸进一步倒向美国，从而使中国的地缘利益受损。所以，尽管中国政府主观上可能不希望缅甸政权的过快变革，但最终能够施展的政策空间有限。
至于朝鲜，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突然去世，其子金正恩仓促登上政治舞台。尽管中朝在朝核问题上存在隔阂，但由于事关朝鲜体制稳定，中国对金正恩采取了大力支持的态度，于2012年初提供了包括粮食在内的“史上最大规模”的无偿援助。现金正恩政权已经运作一年，逐渐趋于稳固，其中既有朝鲜国内政治的原因，中国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对中国来说，援助固然能够帮助朝鲜稳定既有体制，但似乎换不来在朝核问题上的影响力，朝鲜于2012年4月和12月宣布进行卫星发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维权”外交亮点闪现
如果说2012年的中国外交有什么亮点的话，那就是“维权”外交更加成熟。2012年的“维权”外交主要涉及两起海洋争端，一是中菲之间在黄岩岛发生的对峙，二是由于日本宣布“购岛”引发的钓鱼岛危机。
在今年南海争端中，中国综合运用了行政、外交等方面的手段。2012年4月，由于菲海军指控中国渔民非法捕鱼，中国遂派出海监船赶赴黄岩岛海域护渔，双方舰只因此发生对峙。2012年6月，中国宣布将原来的三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办升级为三沙市，从而起到了对相关岛屿及其周边海域宣示主权与强化管辖的作用。在争端告一段落之后，中国则采取了继续在各种场合阻击相关国家试图把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的努力。例如，在2012年7月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和11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柬埔寨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尽力阻止菲律宾在东盟场合提出南海议题。东盟此后又试图举行有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参加的南海声索国四方会议，试图以此孤立中国，结果也因马、文拒绝参加而流产。而这些菲律宾外交努力失败的背后，都不难看到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功。
除了南海议题，中国对钓鱼岛争端的反应更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当日本不顾胡锦涛2012年9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间隙对野田首相的当面警告，就在次日宣布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之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综合反制措施：一是在日本宣布“购岛”的同日发布了钓鱼岛的领海基线，继而又在9月20日公布钓鱼岛地理实体的名称，意在从法理上宣布中国主权，反制日本;二是派出大量海监船、渔政船对钓鱼岛附近海域实施常态化监测与巡航，日方船只对此无可奈何，其所谓“实际管辖”甚至有一时被动摇之势;三是通过派遣军舰有意无意地通过冲绳、钓鱼岛附近海域，体现了一种无形的威慑力。
通过以上举措，中国有效地扭转了钓鱼岛争端的被动态势，做到了后发制人。日本“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被中国借机从法理、实际巡航等多方面进一步体现了中国的管辖权。当前，日本要么接受中国提出的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的要求，要求默认中国的海监、渔政船只的持续巡航，无论哪种结果，都意味着日本政策的失败。
通过这两起争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维权”外交的新变化。在政策思路上，中国已意识到仅仅依赖于外交抗议与交涉是不行的，而必须求助于法理、行政等方面的实际措施，学会打组合拳。在行为风格上，则意味着中国已调整了以前“怕事求稳”的心态，愿意并敢于在必要的时候强硬出击，展示自己的力量，从而达到“以戈止武”的目的。
对未来的一点展望
在“三维”外交中，可以预估十八大后新领导层的重点与亮点仍会是在“维权”外交上面，因为“维和”外交中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很难在短期内化解，而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制度建构也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与磨合，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至于“维稳”外交，由于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实力投放上的劣势，也不太可能取得明显的成果。所以，2012年以后较长时间以内，中国外交能够施加的着力点，仍然只能是“维权”外交，特别是在海洋方面的“维权”外交。
这点在十八大报告已稍见端倪。例如，报告在谈到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时，指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在谈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时，报告又强调要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在谈到外交政策时，报告的表述则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把这几方面结合起来看，我们不难想见未来的中国领导层在海洋“维权”外交方面采取什么样的举措。
另外，在外交风格上，由于钓鱼岛争端中积累的经验，再加上领导人风格有望较前有所变化，可以预料未来中国外交将更加主动、行为将更加坚决、手段会更加成熟多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外交将奉行一种领土收复主义，也不大可能主动突破“和平解决争端”这一限制。我们应该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一种对原来多年来在领土问题上奉行韬光养晦的一种回补，一种中国对重要战略权益的正当争取，以及一种对国内民族主义呼声的必要回应。在这种情况下，周边国家既无须对中国外交持过度的担忧，也不应再像菲律宾和日本那样在主权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挑衅态度。中国与周边以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实现和平共处，通过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进行良性竞争，乃是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最好方式。
(作者为湘潭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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