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中国共产党在最近的30余年来，痛定思痛，革故鼎新，倡言并领导改革开放，将经济建设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中心位置，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也为其延续统治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中国的GDP规模位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一，国家综合实力、科技发展能力以及军事能力迈进先进国家行列，民众生活水平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解决了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少数人成为先富起来的中产者乃至富豪。但它也错过了几次通过改革使自身趋于完善并更加适应现实世界的重大历史机遇，因而不得不面对空前程度的内外交困局面：
从内部来说，蔓延成风的腐败和官僚主义习气败坏了党的形象，疏远了与民众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社会矛盾加剧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党内领袖权威的历史产生机制消失，导致内部凝聚力、领导力下降，分歧和争论常态化，党的对内凝聚共识和驾驭局势的能力和对外公信力、号召力都在经受现实挑战，特别是改革的开拓者和中坚力量相当一部分在国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固化为新的利益集团。他们具有强烈的内向性和排他性，试图长期把持和主导中国的发展进程，以维护和强化自身的长远利益，成为中国继续改革的强大阻力。从外部来说，政府主导的威权市场经济模式受到经济数据的冲击，信息化、全球化时代政治、社会、文化发展越来越难以掌控，公民自我意识觉醒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都在考验着执政党的适应能力。
执政能力受到现实挑战
执政党对现实变化的应变能力、驾驭能力不足，鲜明地体现于北京“7.21”特大暴雨灾难中，全市190万人口在这场暴雨中受灾，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据央视新闻报道，灾害造成79人遇难。它至少暴露了以下问题：GDP至上导致中国发展的严重畸形;民生问题并非像文件上那样受到真正的重视;作为国家政府最重要的职能之一的“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远未真正落实;在民众最需要的时刻，政府的应急反应能力以及对民众的关怀远未到位。这一事件所导致的人本主义灾难，应该引起人们对中国发展质量和目的的长久思考，以及对政府不作为、难作为的时刻警惕。
诸多矛盾积聚而又无能解决的情况下，最为激化的表现是纷纭而起的群体性事件。2012年，先后发生四川什邡事件、江苏启东事件以及宁波镇海区反对PX项目事件。它们都是以各种途径受到广泛传播的群体性事件，都因损害公众利益的工业项目而起，在海内外都产生重大影响，尤其是蕴含在三个事件中的维稳模式被认为是失败的，它们最终都以向民众让步、取消相关项目得到解决，但在其间发生的官民之间的暴力行为，撕裂了中国社会以及舆论。它们在提醒国家必须改变现行的维稳模式，将国家稳定建立在法治基础上而不是权力高烈度弹压之下。同时，政府决策轻视普通民众的意见和利益，在没有采取有效的民主措施情况下，独断决定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项目，由于公民意识日益觉醒、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以及新媒体参与的日益深化，显示其已经行不通。大量兴起的群体性事件不断提醒执政者改变，逐渐改变中国的现实政治，特别是改变国家维稳模式和权力运行方式。
2012年，由于一系列突然降临的事件，执政党在内政外交多方面都遭遇了泥淖之境，因而打破了既有的平衡局面，使得现实矛盾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也增强了其正视矛盾和问题，加速自我变革，适应新世界、开拓新局面的动力。
最为诡谲的事件是，2012年2月6日，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随后，中国政坛风头正健的左派领军人物、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及其妻子陷入刑事指控。同年9月24日，中国法院以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罪判处王立军15年有期徒刑。与此相关的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罢免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并接受司法调查;薄熙来之妻谷开来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王、薄、谷案本身大体上与政治并无多大关系，但其对政治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波，却堪称文革结束以来中国最为严峻的两种发展思路和模式之争，也使之成为具体个案影响历史进程的范例。该案最终以相关人物接受刑事审判以及退出政治舞台的方式，宣告了薄氏在重庆所实行的政经发展模式的破产，也再次引起中国公众对左的一套思想观念和政策举措的批判浪潮，并进而影响到高层力量博弈和权力重组，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世的政治格局，影响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总体趋势。
最为深刻的变局是，2012年，中国经济首度破八，股市首度跌破2000点，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备受质疑。中国实行的政府主导型威权市场经济模式是典型的权力经济。虽然在过去的20多年里，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不可小觑，但国家政府却始终握有对经济运行进行规划、组织、实施和调控的全面权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威权领导体制混合成中国经济的独特模式。随着中国发展的深化，经济体制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愈来愈严重，权力寻租导致的腐败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中国自己创造出来的经济运行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之间的鸿沟难以填补，都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行模式受到责难。
多元化浪潮势不可挡
GDP增长率破八以及股市下跌都是中国经济出现危机的预警，能否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存在的深刻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有效办法，将对中国现实社会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产生具有根本性质的影响。
将对中国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和多元化浪潮势不可挡。在互联网催生下，中国公民社会初具雏形。无论是方韩之争，还是对中国改革前景的热烈讨论;无论是表叔、房叔、雷政富事件，还是就奥运、航天工程实现突破进行的多元化讨论;无论是对诸多社会事件的跟踪追击，还是对中国新一届领导层人选的频繁猜测，都在互联网得到强化体现。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在互联网世界正在打破禁忌，成为人们的日常谈资，也成为公民们关注和试图影响的对象。
有国家无社会，公民社会发育不良，一直以来是中国的典型特征。2012年，中国互联网在一系列热点事件面前表现越来越成熟，中国公民从中受到熏陶和培训，自我意识日渐彰显，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和公共事务的讨论，引导国家政府正确施政，使得中国公民社会在逼仄的独特环境中缓慢但茁壮地成长，并初步显示出其整体气象和实力。公民的成长以及公民社会的良好发育是一个现代民主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和体现，也是其基础。互联网开辟的中国公民和公民社会的独特发展道路，将对中国未来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与此相关的事实是，奥运会首次从中国公众心目中降下神坛。2012年7月27日至8月12日，第三十届夏季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中国奥运代表团以88枚奖牌和38枚金牌数名列奖牌数和金牌数世界第二的位置。
奥运会奖牌特别是金牌是中国当代“神话”的一部分，它们长期被视为国家、民族尊严的象征，供奉于神坛之上，供国民顶礼膜拜。但在伦敦奥运会期间，在民间特别是互联网上，人们展开了对奥运会以及中国参与其中具有何种意义的深刻讨论，从而瓦解了奥运会的神圣形象，打破了奥运金牌事关国家和民族命运和尊严的宏大想象，将之回归到本来地位。它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精神启蒙，尤其对改变中国当代神话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桎梏，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使“文学与政治”争论白热化，也在旁证着中国的多元化趋势。2012年12月10日，中国大陆官方作家莫言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受到官方认可的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籍获得者。与莫言获奖受到官方热捧以及大量媒体报道相应的是，众所周知，历史上还有获得同等殊荣的寂寞者。具有喜剧意味的是，与以往不同，官方刻意淡化此次莫言获奖的政治含义，但在中国公众中却引发了莫言获奖的政治背景的广泛讨论。这也正好反映了当代中国的民心所向。
“韬光养晦”战略黯然失色
在外交领域，中国同样面对不断呈现的严峻挑战，对中国实行的外交战略形成了巨大压力。钓鱼岛主权争议、南海争端、美国“重返亚洲”、朝鲜不断挑起地区冲突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国传统的“韬光养晦”战略黯然失色。如何应对外部挑战，中国朝野都在激烈争论，并逐渐影响中国的对外战略。
这一年，中国上天入海，在航天工程和深海探测方面取得历史性突破，首艘改建的航空母舰也正式出航，中国民用船只和飞机以及军用舰船和飞机频繁出没于敏感区域，在柬埔寨举行的多边国际场合，中国也主动出击，遏阻有关国家提出损害中国战略利益的提案，并在金正恩第二次发射火箭前夕，明确提出含蓄警告。这些都在说明，中国的国家对外战略正在发生微妙变化。中国外交战略潜移默化的变革，对中国的外部安全和国家利益具有深远的影响。
它们是中国当前濒临危机的真实写照。总体而言，执政党面对正在逼近的危局，总体上虽然表现积极，但尚处于被动应付的阶段，并未提出长效解决之策。中共十八大以及新的领导层接班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构想，努力面对新问题，适应新环境，既力图改善自身形象，避免内部崩解，又想与时代发展合拍，继续确保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事实上，它正在与历史展开一场意义深远的赛跑。在真正的危机到来之前，执政党能否赛过历史，始终保持自身的完整、团结和对中国大局良好的掌控能力，将自身开成百年老店乃至传之千秋万代?
三个可能的重大战略选择
摆在执政党面前的是三个可能的重大战略选择，怎么选，怎么做，不仅是执政党的问题，也攸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重大战略选择之一，也是上上之选：以公民为重，成功压制既得利益集团，排除其阻力，以法治化为途径，将利益集团多元化、合法化，并在相互之间形成竞争机制;以分权和制衡为基础，简政放权，重新规划，划分国家、地方、社会权力，明确规定公民权利，强化社会和公民在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效区分国家机构之间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限，以保障公民安全、自由和权利为最高目标，建立以公民社会为基础、国家政府为支撑的宪政国家。
重大战略选择之二，也是折中之选：以国家为重，积极压制既得利益集团阻力，建立国家宪政体制和法治体制，将依法治国落到实处;执政党内部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政府、社会合理分权，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遏制并最终清除权力腐败，依法保障公民权利，逐渐实现宪政民主，以自由、公平和平等为目标建立半威权、半民主国家，并最终过渡到民主体制。
重大战略选择之三，也是权宜之计：以党为核心，继续维持执政党对国家政府、社会、公民的有效掌控，自发地组织制定反腐败办法，以自身为主导建立反腐败制度，防止自身腐化堕落，丧失民心;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公民社会的有限度成长和发展，积极改善民生，在现有体制框架下，改善公民权利，保持国家主义和威权主义相统一的国家体制。
三种战略选择意味着不同的国家发展方向，不同的路径选择，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但在三种选择中必选其一。目前来看，继续维持现状不大可能，总要有所变，关键看变到什么程度，变什么，怎么变。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以公民，至少以国家利益为重，才会有光明的前途，反之，纵然仍能保持一段时间的繁荣景象，但终究是虚假的繁荣，最终必然由于各种矛盾和问题积聚，以至于突破不适应现实的体制障碍，而导致幻景破灭。
(作者为合肥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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