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龙年，是玛雅人预测的“世界末日”之年。
《阳光》在这一年全面进入大陆，当时所有参与这个半月刊编辑、出版和发行的男女老少都没有想到，2012年对世界和中国都是一个似乎难以逾越的“坎”。
对世界是个“坎”，在于世界性的经济萧条还在持续，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欧洲的债务危机并没有好转;俄罗斯的普京在再度当选总统之后对西方更加强硬;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埃及被保守的穆斯林兄弟会“夺去”政权，并对自己“专权”的行为用新修改的宪法条款加以保护;金正恩继承父业之后并没有推进改革的迹象，并在12月中旬冒天下之大不韪，成功向太空发射了自己研制的卫星;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身患重病仍旧第三次当选总统;尽管奥巴马再度赢得了白宫，但是他能不能阻止美国从“财政悬崖”翻滚而下还是未知数;日本民主党人为了赢得大选拿“钓鱼岛”大做文章，结果还是丢了政权，新上来的自民党人似乎丝毫没有与北京展开谈判的想法;叙利亚反政府从街头示威到试图武装夺取政权已经21个月，阿萨德的固执和冥顽已经分裂了联合国，并使得莫斯科和北京备受西方国家的杯葛;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曾被占领和被民主化的国家好像正滑向无政府和恐怖主义肆虐的深渊，而伊朗正利用那里的真空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制造出核武器。
如果说2012年的世界充满了变数、血腥和动荡，中国在过去一年也经历了不少让人“讶异莫名”的变故和变动，不少国人捏了一把汗，担心过不了这个“坎”，出现在1976年那个“龙年”发生的变化。最最不可思议的当然是重庆市副市长、前公安局长王立军叛逃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和由这一案件引发的“重庆模式”的坍塌、薄熙来的垮台和他妻子因谋杀被判死缓。其次是西方媒体对中国政治的全面干预并成为中国国内政治竞争的域外工具，使得本来应该是“一帆风顺”的权力交接突然变得讳莫如深。第三，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2008年以来甚嚣尘上的所谓“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开始从媒体的视野中消失。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溃败”现象加深，富人移民，穷人上街，中产阶级不知所措。第五，中国的外交因为外在和内在的原因出现不少失误，中日友谊不再，北京与东盟的关系因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出现巨大裂痕，与华盛顿的关系也因为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国务卿主导的“重返亚洲”的政策而加大了隔阂，加深了误解，加剧了抵触。
然而，在2012年年底，我们又不能不说，世界会平安地跨过2012年，但2013年的世界会怎样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只要中美关系不僵，只要华盛顿和北京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可以与莫斯科一道形成共识或是互不拆台，这个世界不会乱到哪里去，德黑兰、平壤和中东的问题都会慢慢迎刃而解。
在2012年年底，我们更要说，中国会在出人意料的政治变故和经济放缓之后华丽转身，再创辉煌。十八大上中共形成的核心领导可能出乎国民意料，但它是一个利益已经分化的大国各派利益谈判和妥协的结果，它是一个团结的核心，一个有理想、远见和领导能力和艺术的核心。更为关键的是，这个核心的带头人习近平已经在十八大闭幕之后的五个星期里坚定地向中国和世界表明，改革和开放是既定方针，但要推进和巩固改革和开放，这个党必须要有更大的决心、更多的措施和与人民更为密切的关系。
世界和中国能过2012年这个“坎”，那当今就没有什么“坎”不能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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