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以蒋中正的新年致辞为开场白，那陌生而又亲切的语调，那充满着民族大义的堂皇话语，道破了时代的大背景，也点破了电影的政治寓意。“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这个著名的论断，想必当今的总书记是耳熟能详的。这部电影有两个线索，一是在河南的大逃荒，一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和抗日战争的局势。这两个线索交织在电影中形成了对照：破棉袄的黑色与尘土的灰黄，重庆灯红酒绿的政治活动。
在灾难面前，什么是中国的民族性?在饥饿的折磨下，人性是如何被扭曲的?面对别人的痛苦，其他中国人是如何反映的?在官场，做人的底线在哪里?
在这场天灾下，共有300多万无辜百姓相继饿死。在这场灾难面前，个人的力量是那么薄弱、渺小。饥饿的折磨吞噬一切，动摇人的基本价值观和伦理观，把人变成无法名状的生命。令我惊讶不已的不是《1942》在逃亡中发生的悲惨的故事，也不是轰炸灾民们的场面，而是中国官场对黎民百姓生命的漠视。1942年的河南，既是天灾，也是一个“人祸”。受旱灾的难民们不但得不到救济，还被逃离战场的军队抢掠，最后被当成包袱甩给了日本人。
在赤地千里中开始了漫长而似乎永无尽头的大逃荒，电影用字幕标定的离家的天数来确定这逃亡的绝望。在永无尽头的逃亡中，难民面临的是无法拯救的绝望。这绝望是多重性的，即来自于饥饿，也来自他人的暴力，而更来自于一种被抛弃的境地。在这样的困境中，身边的亲人一个一个倒下去，人们在未知前路的道路上跋涉着。凄惨的场面一个接一个。在绝境中，人们只有把自己撕裂了来寻找活路。为了父亲、侄子，也为了自己有一条活路，女儿星星主动把自己卖了;为了孩子，母亲花枝自愿把自己卖了;为了保命，伙夫老马不得已为日本人工作;还有人食人……冯小刚能把这样复杂的故事，有条不紊地徐徐道来，紧紧抓住观众的心。冯式幽默时时点缀电影。缅甸战役遗骨向蒋委员长含泪敬礼，我忍不住哭了。奸商向李培基主席推销“饥饿丸”，我忍不住笑了。
中国人的苦难的主题最近开始被人关注，从《色·戒》到《金陵十三钗》都是对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史实的献祭和伤悼。但伤悼却不是《1942》的主题。故事的结尾有一段在绝望中的美好祈愿，一个孤儿被一个失去所有亲人的老人领走，留给人们一个充满希望的想象。
看完《1942》我心难平。1942年离我们很遥远，而离我们更近的1962年结束的大饥荒却没人提起。关于1942年，我与同代人一样，只知道那是一个“抗日”的年代。河南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就这样被湮没在战争的硝烟中。
1942年的大饥荒，人们在绝望中，作为动物，还能逃。1959到1962年的大饥荒，人们大多活活被饿死在自己的家乡。连逃荒的权利都被剥夺。那无法名状的绝望，空前绝后，无法想象!对生命的漠视，使草民在绝境中如此的无能为力，这是中国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世界上所有草民刻骨铭心的痛苦。尊重生命，尊重所有人的生命，是我们必须学会的东西，也是我们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最不容忽略的东西。
冯小刚把《1942》逃荒路上的漫天尘土和重庆官场上的若无其事，化为视觉的冲击力，让我们反思历史。希望有一天，冯导能把他自己经历过、却记不清的1962年的历史作成电影，来祭奠离我们不那么远的那场灾难。
(作者为旅加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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