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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朝事务的负责部门和未来走向

yangguangbaodao 2012-12-23 16:14:59 ■ 龙 武 总第138期 放大 缩小

 

201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大圆满闭幕,习近平当选为总书记。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第一时间发来贺电。在新华社发布的《金正恩、阮富仲、劳尔·卡斯特罗等发来贺电贺函》的新闻通稿中,将朝鲜排在首位,紧接着才是越南、老挝和古巴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次序并非只是贺电先后所致,还反映了中国和四个国家间亲疏有别的潜在意识。同时,相对于越共总书记阮富仲的贺电,金正恩在贺电中更加突出了中朝之间的传统友谊,强调这种友谊凝聚着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心血和汗水,这也反映出中朝之间存在的特殊血盟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中国在应对金正日逝世的危机上,并没有像韩、日一样手忙脚乱,相反表现得有条不紊,较好地处理了这一突发事件。中央政治局九大常委高规格赴朝鲜大使馆吊唁,明确宣示中国强力支持朝鲜的态度。中国官方的行动,对于稳定朝鲜半岛局势,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从2008年金正日出现脑溢血、健康问题开始凸显后,中国的对朝政策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逐渐由六方会谈、缓和朝核危机,转到布局后金正日时代,将确保金正恩顺利接班和稳定朝鲜半岛局势作为主要目标。2010年后,金正日的三次访华,也是为了争取中国对金正恩接班的支持。

要认识中国对朝政策的变化原因、过程以及未来走向,这就必须分析中国处理对朝事务的主要机构和框架。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别是常务委员会,是中国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重大政策的出台,一般会通过相关问题小组来拟定具体方案,提供给政治局拍板定案,最后交付相关部门执行。在外交和国家安全事务上,主要是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二者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而具体到朝鲜半岛事务问题上,主要的决策参与和政策实施,则是由外交部、中联部、军方和相关地方省份组成。

中国负责对朝事务的主要部门

外交部是中国对朝事务的主要执行者。长期以来,外交部是中国对朝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尤其是在外交部主导的六方会谈问题上。外交部隶属于国务院行政系统,而非中央党务系统,外交部的对朝政策往往着眼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较少能够利用中朝两党之间的特殊关系。中朝关系,具有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中国国家和朝鲜国家的两层关系。外交部代表的主要是国家间的关系。金正日逝世消息公布的4小时后,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只对金正日逝世表达哀悼,而没有提及支持金正恩继位,可见外交部在两党交往和国家关系上做出了明显区分。外交部的对朝政策更多是从国家交往层面出发,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相对较为忽略意识形态的干扰。最近几年来,由于金正日的健康问题,带来的接班人和朝鲜政权的稳固问题,使得中朝两党关系迅速升温。外交部采取的对朝政策方向,特别是六方会谈却不断陷入了僵局,这使得外交部在对朝事务上的作用受到一定局限。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外交部更多的负责协调和处理中韩关系,维护半岛周边国家关系的持续和平和稳定发展。

中联部处于主导中国对朝事务的核心地位。中国和朝鲜之间,首先存在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之间的关系,其次才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两党和两国领导之间的沟通和互访,中方是由中联部负责,朝鲜则是由劳动党国际部负责,以此来体现两党和两国之间特殊血盟关系。金正日的屡次来华访问,皆是由中联部负责接待和安排。2007年,在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讲话中,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就已经提出中联部要利用政党外交资源,服务于国家重大外交部属,积极主动参与外交全局中的重点问题。在对朝外交当中,中联部发挥了相当重要和积极的作用,王家瑞部长和朝鲜最高领导人也结下了深厚友谊。

2008年以来,金正日健康问题的出现,凸显了朝鲜的接班人和政权的稳定问题。天安舰等事件的爆发,使朝鲜半岛局势更加复杂化和激烈化。朝鲜方面迫切需要中国在金正日逝世后,给予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以保证金正恩的顺利继位和平衡美国的安全威胁。中朝之间需要以更加紧密的两党合作来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国和朝鲜互派党内高官出任大使职务是重要标志。2010年3月,中国决定由中联部第一副部长刘洪才,接替出身外交部系统的刘晓明担任驻朝鲜大使。同年10月,朝鲜撤换了才任职数月之久的崔炳宽,改以池在龙出任朝鲜驻华大使。崔炳宽属于朝鲜外务省系统,而池在龙曾任劳动党国际部副部长。刘洪才出任朝鲜大使,既是中国布局后金正日时代的重要步骤,又是中朝双方最高当局希望,通过加强两党关系,来巩固传统同盟关系的重要举措。正因为如此,刘洪才出使朝鲜后,受到了金正日的高度重视。在短时间内,刘洪才促成了金正日的三次访华。韩国《中央日报》更指出,在金正日死亡的当天,刘洪才就迅速获得了消息,并向中央汇报了这一重大情况。中联部的对朝事务决策和活动,有效地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加强了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

解放军也是对朝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数十万志愿军牺牲在朝鲜战场,形成的中朝血盟关系是解放军话语权的保证。2010年10月5日,习近平在纪念志愿军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上,就指出:“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团结战斗的伟大胜利,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胜利。”正义战争的说法遭到了韩国方面的抱怨,但也说明了军方对于朝鲜战争的明确态度,即不容外界质疑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和中朝血盟关系的正当性。传统血盟关系也是中国保留对朝鲜半岛进行直接军事干预权利的保证。近年来,中国军方在外交事务中逐渐活跃起来,不仅仅是提供军事方面的专业意见,还可以发挥更大的角色和作用。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解放军学者指出美韩军事同盟给中国带来的安全威胁,要强化朝鲜作为中国战略缓冲区的作用。尹卓少将就认为:“朝鲜半岛的安全稳定,不仅关系到整个东北地区的安全,还对环渤海的经济圈和整个京津塘地区、山东半岛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屏障作用。”因此,维持朝鲜作为中国军事安全的缓冲区,可以创造中国在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内稳定的外部环境。2011年8月,中国海军舰艇编队时隔60年后,首次访问朝鲜元山港,一改中朝军方在过去没有公开交往的做法。11月17日,在军委委员李继耐访问朝鲜时,金正日强调了朝中之间的传统友谊和同盟关系,而李继耐则再次表示中方愿与朝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直至今日,《中朝友好互助条约》依然保留着防止缔约方遭第三国侵略的军事互助条款,这也形成了中朝间法律上的同盟关系。

除此以外,辽宁、吉林等地方省份在对朝事务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辽宁和吉林获益于不断扩大的中朝贸易和中国对朝经济援助,自身的发展又需要稳定的朝鲜半岛环境。一方面,近几年来,辽宁、吉林和朝鲜的贸易增长相当迅速。2012年上半年,中国与朝鲜的贸易总额达到31.35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4.7%。中朝双边贸易的快速增长,不仅使朝鲜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加深,还带来了辽宁和吉林沿边城市空前的发展机遇。仅辽宁丹东一地,对朝贸易就达到了10亿美元。当地超过1000家公司从事中朝贸易,近10万人吃“边贸饭”。另一方面,由于朝鲜半岛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造成朝鲜特有的封闭体制,也给辽宁和吉林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首先,脱北者问题一直困扰着地方省份。朝鲜进入中国的脱北者高达数万人,其中大多数生活在吉林和辽宁二省。部分脱北者已经与当地民众结婚,难以完全驱逐。其次,跨界毒品问题,越来越困扰地方政府。2010年,新华社曾报导称,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延边州已成为毒品主要走私通道。2011年10月,《凤凰周刊》第29期揭露了跨界毒品在东北地区走私和大规模泛滥问题。再者,朝鲜在靠近中国边界地区的地下核试验,给吉林、辽宁带来了直接的核安全威胁。2009年5月25日,朝鲜在距离延边180公里远的咸镜北道金策市,进行第二次核试验,直接导致了4.5级的地震。延边境内的8个县市皆有震感,曾一度造成恐慌,学校不得不停课疏散。因此,地方省份在反对朝鲜的核试验上,态度可能最为强烈。总的来说,地方省份的力量和利益,将对今后的朝鲜事务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对朝事务的未来走向

目前,中国奉行着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以创造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国际环境,就必须不断淡化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中国未来的朝鲜政策,总体上是要取决于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以服从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创造稳定的朝鲜半岛环境为主要目的。国务委员戴秉国曾指出: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因此,朝鲜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还涉及到了维护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核心利益。共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两党间的传统血盟关系,决定了中联部将长期是对朝事务的主导机构。当然,中国的对朝政策的未来走向,在具体方针上,又要受到内部参与者的相互制约。

可以预见,在短时期内,中国仍然会实行对朝事务的双轨制。一方面,继续发挥中联部主导的党际交往和合作关系。中国通过支持金正恩的接班体制,以确保朝鲜政权的稳固,来保证朝鲜半岛的稳定和中国的战略缓冲区。8月2日,金正恩高调会见了来朝访问的中联部部长王家瑞。这是金正恩当选为朝鲜最高领导人的首次重大外宾接见,双方可能谈及到金正恩访华问题,以此来巩固中朝同盟和金正恩在国内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外交部仍然将会执行既有的六方会谈事务。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中国将会呼吁朝鲜重回六方会谈,以推动朝鲜无核化进程。中国会继续保持对朝鲜的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政策,供应大量的粮食、燃料等物资,以解决朝鲜国内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中国还会继续督促朝鲜进行内部改革,采取开放的政策,以扩大中朝之间的双边贸易。在长时间内,中朝关系,将从两党之间的传统盟友关系,逐渐过渡到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中越外交当中看到这种转变过程。在中越之间,两党关系已经无法作为两国关系的基础,相反国家利益已经超越传统的意识形态,成为双方关系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但是,中朝关系的这种转变过程,既要取决于朝鲜的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即通过发展经济来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同时,又要受到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特别是美朝关系的发展进程。因此,中国对朝政策的未来走向,在长时间内依然充满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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