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克里斯马。这是英文charisma一词的中文音译。其实传统中文中有这个词的十分近义的现成的词汇，就是魅力。具体到政治学的语境中，还可以进一步修饰成领袖的人格魅力。这个词的音译在中国学界流行，似乎是人们发现汉语的人格魅力一词没有包含进英文中隐含的天助神佑的意味。
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的魅力
不过论到克里斯马型领袖的政治实践，中国人又太不陌生。因为在当今中国稍微上了一点年龄的人都经历过两代克里斯马型领袖即毛泽东和邓小平当政的时代，充分切身领会了这类领袖治世的利益与弊端。本文限于篇幅和主题，不能就此详解。只能提纲挈领说几句。
依笔者体会，毛泽东的魅力主要来源于三点：第一、他代表穷人翻身求解放的古老愿望。第二、他代表中国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意志。第三、他有极强的军事才能，战功卓著。但是他在晚年运用他的charisma做了太多的错事，这里就不一一细说。总之，毛泽东这个大救星的故事，让太多的中国人对克里斯马痛彻心扉。当然，我也无法否认，至今，毛的魅力还招引着无数的怀念和追忆。
当代中国人经历的第二位克里斯马型的领袖是邓小平。论到克里斯马的水平，邓小平比起毛泽东已经小一号。但他仍带给中国带来许多的利益。他最大的一件功劳就是让中国顺利地摆脱了共产教条。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4年，私有制带给了中国多少利益，有眼睛的人都无法否认。如果没有当初邓小平的一言九鼎，让名为“共产”的党转起这个弯子来，不知道有多么困难。至于严重的两极分化，这都是在1995年以后才有的事。邓就算还在世，也不再管事，承担不了责任了。
再然后，是江泽民时代的13年。简单地说，江已经不是一个克里斯马型的领袖。但他也算是相当不错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在他的治下发展得相当迅速。他关于“三个代表”的理论，让中共从一个至少理论上只代表一部分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全民党，其理论意义实在不容低估。至于他对过度两极分化的危害不够先知先觉，那已经是次一级的过失。
远离克里斯马的胡温
胡温一代的领导就让中国人远离了克里斯马。中国成了一个凡人的世界。10年来，我们没有体验到一点克里斯马的韵味。既无这个类神物的优点，也无这个类神物的缺点。似乎一切都在它自然会走的道路上运行。既不太左，也不太右。既不僵化保守，也不改旗易帜。经济在飞速发展，社保也在迅速成型。就是在政治体制的发展上，实在也并非全无作为。
大家都看到，中国的高层领袖选拔体制正在成型。借鉴于中国古代传统的有：永不整体轮替、而且必须代表(管顾)全民的领导集团，自上而下的选拔，“宰相必出于部州，猛将必拔于行伍”的台阶历练。借鉴于西方制度的则有：有限任期制，委员会平等合议制和有限的自下而上的选举制。
这个制度演变到今天，已经把中国的传统，和从俄国传来的共产国际传统中的个人专制成分基本扫除。个人以为，再出毛泽东的强权领袖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现在已经没有邓小平式的言重于山，可以指定甚至数代接班人的强人。每一届新的领导都是中共高层一大群人，经过反复协商，反复考验，各方面的利益折中再折中，意见综合再综合的结果。那选出来的领袖，如果不是当下中共最优秀的人才，实在也不可能远矣。这个人必须在一个巨大的、不可动摇的框架中行动，在必须代表的整个党的利益面前，他实在难以出格。而这个有超过8千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的利益，又和整个中国的利益必有着很大的重合，因此像西方选举制度下可能选出歪才蠢才口才秀(show就是表演)才的可能性是大大缩小了。
薄熙来的克里斯马
比如中国这个制度就刚刚经过了一个薄熙来翻船事件考验。薄氏是一个很典型的歪才。他真的有一点克里斯马式的人格魅力，是一个他信式的民粹领袖的胚芽。他如果真的像周恩来式地完全不贪腐，中国的制度还真的不好对付他。可惜他有那么多的痛脚让人抓住，于是他就命中注定地垮掉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只拥有用急功近利的办法哄来的部分“民心”，不得官心，不得吏心，在中国这个制度中就过不去。而一个国家的整体长远根本利益，则必须满足上中下三个方面的共同利益。习近平在这个方面，就一定会比薄熙来做得好多了。习先生会不会有克里斯马，他能否将之运用得恰到好处，这些都还无法逆料。至少笔者主观期望，他会比胡锦涛前总书记，更多一些魅力。他显然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先巩固自己的地位，然后才能有机会展现魅力。
如果这个制度还需要完善，笔者以为有两个方向。第一、它还是应当更加地开放、透明，应当逐步地扩大高层党内民主的范围和深度。比如差额选举的幅度，就不能每届增加5%吗?照现在每届增加1%的幅度。再过50年，到2062年中共开二十八大时，那个差额也还到不了20%!而那个时候的中国，早就应当是世界一等强国了吧?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选举，就不能试着有一点差额吗?哪怕是差一个，不是也可以把那个相对最不得群官之心的人差掉吗?
第二个方向其实和第一个方向并行，就是要给那些可能的有克里斯马的魅力型领袖留下更大一点的发展空间。反复磋商太多，折中综合太过，魅力型的领袖就很难过关了。因为魅力通常都是发射向基层。有魅力的领袖，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就会强过在党内，在党内的影响就会强过在中央委员会内，在中央委员会内的影响，就会强过在政治局内。如果有稍微更真实的选举，这种人物的魅力就会通过选票被表现出来。
在笔者的思考中，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如果有了好的魅力型的人物比如甘地、曼德拉，社会的进步真的可以大大加速，甚至可以突破本来不知要多久才能突破的难关(比如邓小平恢复私有制)。但另一方面，这样当然有风险，有让他信式的民粹主义魅力领袖成长起来的风险。因此笔者主张在制度的发展上，也是一定要折中又折中，综合又综合，既要通过扩大选举范围等方式防止领袖专制和精英阶层垄断利益，又要防止民粹人物通过操纵民意、大规模选举，坐大而不可制。所以笔者主张稳妥地缓步扩大选举范围，但一定不可走到大规模普选多党轮替。因为西方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退不出来的死胡同，不可能适合中国这样超大型的有悠久中央集权传统的发展中国家。
国家善治需要克里斯马吗?
笔者看过的马列经典中，有一本书至今恋恋不忘，就是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30年前的感觉，这本写于1898年的小书似乎已经穷尽了这个问题上的真理。30年沧桑之后，笔者似乎还是发现了更多一点的真理。就是，那些魅力太大的英雄，实在是可以造出庞大的时势。他们真的可以把好多个国家、好多亿的民众，引上一条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才能真正明白是错了的道路。其间人类付出的血泪生命财产代价真的是必须以山和海的体积来计量。他们把精神变成了物质，用意识创造了存在。当然这些硬生生的创造物终究没有经受起历史的考验，在时间的长河中，终于消散。但他们的个人作用真的还不止于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加速或延缓历史的演进。他们会真的把人类引上歧途的!
当然笔者也知道，他们走上歧途，并不只是靠个人的能量，他们也因循了时代的浪潮，找到了阶级的社会的基础。但他们与基础，与他们依赖的人民之间的关系，实在让笔者觉得“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而自己往往幼稚可笑”这话会在太长的时间里成为反讽。在那些可以长达数十年的历史时期中，再多的人民其实也真的只是可以由他们任意揉弄的泥团，面对坚石的一大堆鸡蛋。当然笔者也明白，他们的错误，说到底也是人类整体去探寻真理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不可能让那几个人甚至一小群人来承担全部责任。
就这一点而言，笔者还是很欣赏西方的制度精神。在那里的确有更大的人群参与了主动的历史创造。他们有一些有分寸的英雄，不运动、不捉弄民众的英雄(比如华盛顿)，让我激赏。但这里有一个不应当逾越的历史分寸。如果逾越，那就是过犹不及。至少，就笔者的理解，这就是西方当下的状况。(民众的权利太大，英雄失色。)我们应当去寻找的是中道。
最后回到题目。克里斯马，笔者认为，我们可以有，我们应当有。但我们不要对它指望太多。因为克里斯马越大，风险就越大。然而，如果完全没有克里斯马，人类的历史又会太过平淡乏味。
(作者为旅法历史学博士)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