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已有相当长的年月，当我们提起经济特区，我们想到的除了深圳还是深圳，这无疑是因为，相比同为全国首批“经济特区”的珠海、汕头、厦门，深圳在32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更为卓著的成绩，尤其在经济领域，更是创造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城市发展的奇迹。我们自当为深圳从往日的小渔村摇身一变，成为32年后的国际大都市而欢欣鼓舞，因为中国还有太多的城市需要这样的华丽转身，深圳既是信心之源，也是经验之源。
然而，哪怕是在任何一个得以集中纪念改革开放、反思特区发展和总结成败经验的历史时期(比如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似乎都在歌功颂德中逐渐遗忘有关“特区”设立的最初信念及其本质内涵。于是，32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社会在丧失本真的特区认知，乃至不断滑入特区异化的深渊。遗忘从何时开始?说出来大概无人赞同，遗忘就从深圳“腾飞”开始，或者说，从人们情感性地把珠海、厦门、汕头踢出“经济特区”之外而少有问津开始，尤其是从经济数据上看在特区中垫底的汕头。当深圳创造的城市发展成就长期且远远超越同等政策条件下的其它城市，人们在欣喜与振奋之中情感性地将“经济特区”认同垄断性地赋予深圳，而相应地将汕头等城市从“经济特区”认同中剔除，此时，人们对于“特区”的认知就出现扭曲了。人们这种情感性行为实际上颠覆了特区设立的本质逻辑，并形成了两种错误观念。
“一个逻辑”的颠覆与“两种观念”的形成
当年邓小平主导设立经济特区的原因其实十分明确，即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内有些地方在资源条件上比其他地方更有比较优势，同时这些地方人们的观念意识也相对更容易接受一些新的观点，甚至是从未有过的冲击。因此需要靠这些地方的先行尝试来积累经验教训，进而带动全国一起发展。邓小平当年经常挂在嘴边两句话：一句是“大胆试、大胆闯，试下来不行，大不了再收回来”;另一句是“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因此，特区才有了所谓的“特殊政策”，但是结合当年具体历史语境来理解，中央给政策是为了使特区能够尽量不受“不准干什么”的约束而放手去做，目的在于给特区创造更宽松的发展环境，鼓励其“大胆闯”，并非是只要设立特区就有别的地方享受不到的优厚政策，前者鼓励“实干”，后者则有“天上掉馅饼”的味道，这两者在原始意义上是完全不同的。
由此可见，特区设立的原初理念，或者说根本逻辑应该是：中央鼓励、支持地方充分利用自身具体条件大胆尝试、实干，积累经验教训。这一逻辑有三大要点：其一是“特色”，即特区因其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成为特区，比如区位、自然资源、产业基础等优势，利用自身特色才能“做他人所不能”;其二是“创新”，中央支持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成为特区就是希望他们能走在全国前面，更快且有更多新的成果;其三是“试错”，即人们常说的“改革实验田”，特区以其自身特有的资源条件率先试行国家关于城市发展的新政策等以验证其可行性，为全国推广做准备。
在这三大要点之前其实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作为前提，即“特区”是个实验田，成败皆是实验的常态结果，成要积累经验，败则吸取教训。然而，人们惯于在成功的喜悦中迷失自我，而误将实验的成功看作是实验的全部，然后不自觉地掩盖了历史经验的复杂性。人们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颠覆了特区设立的根本逻辑，而认为：中央设立特区就是通过给“特殊政策”让该地迅速发展起来，而且一旦成为特区就肯定能够得到快速发展。这一被扭曲了的特区认知彻底否认了“特色”、“创新”与“试错”，将设立特区等同于给“特殊政策”，而且狭隘地认为“特殊政策”就是中央给地方项目之类。
被扭曲的特区认知具体表现为两种错误观念的流行，一个是“特区完全等同于经济高速发展”，另一个是“不可能存在特区失败”。如此看来，汕头因为经济发展不如深圳，更因其从广东第二掉到十名开外而不符合人们的特区认知，久而久之，它的特区身份也就“被消失”了。当然，这里指的是人们在被扭曲的特区认知主导下潜意识地否认汕头是特区的事实，而在表述上，人们大概会长叹一口气，然后大肆调侃汕头的失败。在这种特区认知主导下所形成的对汕头特区命运的社会评价会成为无形的话语权力，让汕头在发展中每遇到一次挫折就给政府、社会和市场增加一份“负罪感”。所以，我们会常常听到汕头发出诸如“辜负了中央在汕头设立特区的厚望”之类的言论，也会听到外界诸如“设立特区都发展不起来，真没用”之类的传言。无论是发自汕头的带有明显“负罪感”的请罪式言论，还是来自外界明显受“不可能存在特区失败”观念影响的攻击性话语，实际上都是特区认知被扭曲的表现。汕头在这样的“内外”认知下实际上像是在一个社会的牢狱中，不可能总结好特区道路的教训，更别说找到一个符合本市特色的发展道路。
特区认知扭曲导致特区异化
特区认知扭曲的危害，除了妨碍发展不理想的特区进行自我反思，更重要的危害还在于特区异化。中央设立特区本来是为了地方能够更好的发展，然后由特区带动更多的其它城市发展，最终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前后有序的整体发展。“特区”好比是一个工具，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而一旦“特区”不再是手段，反过来成为目的，地方政府成为争办“特区”的奴隶，那么地方发展则岌岌可危。可悲的是，“特区”从此也不再是当年原初意义上的“特区”，它成为地方政府的“摇钱树”、“项目源”，地方以此来求发展，只不过是在瓜分一种由中央强制力保障的有限“平等”，实际上这是在“拉关系、跑后门”，是在制造不平等，严重牺牲了整体利益。在这种“政策项目”帮助下能发展起来的地方靠的不是“特色”、“创新”和“试错”，没有实干，实际上是在透支“政策项目”，多半项目是不符合社会、市场需求的，是在制造虚假繁荣。
媒体人陈季冰曾在一篇名为《被异化的特区》时评中深刻揭示了特区被异化的情景：在眼下的中国，要把一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仿佛主要是靠争取被上级允许做一些别的地方不准做的事情。这就是目前许多地方争办特区的动力所在，换一种更加学术的说法，现在的所谓特区，即通过对某一项(或多项)政策的排他性的垄断，构筑一个对某些社会资源具有特殊诱惑力的高地。然而，这种画地为牢式的“经济特区”，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是一件有益之事吗?它的功能究竟是对外“辐射”和“带动”还是向内“抽吸”和“攫取”?
仅就汕头而言，试问在如此特区认知与特区异化的征兆下，应如何求得发展?仅仅一门心思对自身发展实践进行反思，寻找特区失败的原因是足够的吗?更准确地说，这应该是第一步吗?汕头要突破“魔咒”，或许之前所做的反思没有派上用场，又或者说，“好钢没能完全用在刃上”。
重新审视汕头的特区命运
那么，汕头的特区命运该如何看待与评判，我们又该如何重新审视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政治过程，进而为汕头未来的发展提供思考?这么一个庞大的课题显然不是这么一篇小文能够穷尽的。因而，笔者于此既无意于重述汕头经济特区发展的历史过程，也不尝试比较不同历史时期、汕头与其它经济特区在政策制定方面的异同与政策执行过程的异同。此外，笔者更不打算总结其“失败”的原因，除了因为已经有足够多专家、学者、专职政策研究员与观察家等做了详细且有见地的总结，主要还是因为在笔者看来，不能清楚认识和把握当下人们的特区认知以及特区异化的状况，总结了失败经验也难以看到今后的出路。
前文提到汕头在这样的“内外”认知下实际上像是在一个社会的牢狱中，不可能总结好特区道路的教训，更别说找到一个符合本市特色的发展道路。因此，邓小平曾讲的“头脑清醒”实际上非常重要。汕头要找回自己，首先应该破除思想上的负担，尤其是类似“有愧中央厚望”的负罪感，更重要的还是要回到对特区认知的纠偏上来。应该认识到，“特区也会有失败”，“特区不完全等于经济快速发展”，汕头不必对自己没能成为“深圳”而感到愧疚。只有首先打破这样的思想负担，才能正确面对总结出来的“失败”原因。当然，主导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是地方政府，汕头地方政府应该带头主导正确的特区认知，帮助社会、市场找回自信，然后再进一步地分析失败原因，制定新的发展规划。
而从外部来看，特区异化不是一时半刻能够“救治”的，也不是中央、地方一头使劲能够解决的问题，需要中央与地方合作。在当下中国经济下行的客观形势下，中央政府欲保证中国的经济增长亦需理性作为，并不是加大投资、上马项目就能挽救颓势，如若对产能过剩的领域进行重复投资，换来了GDP数据，却实际上在重创经济。中央下指标，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加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并不一定是好事，地方官员还常常会为了自己的政治功绩想尽办法发展地方经济，而在此时的国内外经济大环境下，大概地方上项目也是官员能想到的唯一选择。要“救治”特区异化，已经不单单是特区认知的问题，更牵涉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问题复杂，情况不容乐观。
尽管特区认知与特区异化显得十分棘手，但还是需要有识之士加以实践。汕头特区的前途不在“特区”一词，而在于其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特色”，尝试“创新”，敢于“试错”。其实何必每座城市都奔着“GDP之城”去，每座城市的本质都在市民，让市民生活有保障才是第一位，除此之外就是保持和维系一个城市的特色，何必因为一个“名堂”而背负沉重的负担。一个认知，一个定位，相信汕头会找回自己的。
无论是以媒体人的身份，还是以学术研究者、观察者的身份来思考汕头的特区命运，都因疏于实践、不晓执行而不会像一个政府政策制定者一样条理清晰地列出具体对策，我们在做的是心持一份关怀，尽己所能通过分析现象，提出一些关于现象背后本质或是引发现象重要原因的看法。这权当作是对自己的一点辩解。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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