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胡锦涛在会上宣读了报告的要点。
在第三部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这一章节，报告提出：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中国的公众因这样一句话而异常兴奋起来。
中国版收入倍增
尽管只是寥寥几个字，但中国公众有充足理由感到振奋，因为这不啻意味着，传说中的中国版收入倍增计划正式对外宣布。此前，收入倍增仅是作为一种理论探讨和愿景目标在社会上流传，虽然民间以及学界呼吁声甚高，也的确得到了相关政府部门的一定呼应，却因缺乏高层表态而一直没有明晰的答案。
呼吁中国向日本学习实行收入倍增计划最有力的是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他在2010年就提出了在中国实行收入倍增的设想，并且由于他的大力呼吁，“收入倍增”这个概念在中国普通公众之中得到巨大的普及。
苏海南提出收入倍增设想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出现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上的畸轻畸重，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造成巨大鸿沟，不仅严重地撕裂了社会肌体，更埋下了社会动荡的诱因。呼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已经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2011年4月，在全国劳动关系工作会议上，人社部副部长杨志明表示，中国要努力实现职工工资每年增长15%，这样，就可以在“十二五”期间实现职工工资增长翻番。这是第一次由官员出面明确提及的“收入倍增”，而且，相比于当年两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十二五”收入增长计划，显得更为“激进”。
在2011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言及“十二五”期间的收入分配，有如下表述：“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7%”的收入增长目标有其内在逻辑，因为“十二五”预设的GDP年均增长目标就是“7%”，这与“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前后呼应。按照这一增长速度，10年时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就可翻番，因此这个表述也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但是作为一个概念，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却依然没有明确提出“收入倍增”或者“翻番”。
在中国，哪怕是一个已经很明确的计划，由于没有高层的首肯，在实际的操作中也很难得到切实执行，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翻番”的概念且明确提出了时间表，其意义和价值自然极为重大。
收入翻番的可能性
既然名正同时也言顺了，那么，翻番或言收入倍增究竟有多少可能性?
我们先来看人社部提出的年均增长15%的5年翻番目标。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比上年增长1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中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增长11.3%，实际增长7.8%。“十一五”期间的年均GDP增长为11.2%，尽管“十二五”的GDP增长目标显著降低，但一般而言，实际增长速度都要明显高于目标增速，假如“十二五”GDP实际增速保持在10%左右，按照这一增速，“十二五”期间收入增长已经很接近翻番了。
不过，如果人社部能够未卜先知仅仅过了一年，中国GDP增速就要回落到7%，那它肯定不会提出那个收入年均增长15%的5年翻番设想了。起码现在看来，“十二五”提出的GDP年均增长7%，以及温家宝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还是很有些提前量的。
十八大报告提到的收入“翻番”，尽管没有明确预期的增速，实际却与“十二五”预设的GDP增速相配合，也就是7%。这样既符合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的一贯设想，而且也留出了一定余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数据，2010年全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103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如果2020年能够顺利地实现翻番目标，那么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就是4206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则是11838元。
2010年中国GDP是397983亿元，翻一番也就是795966亿元。要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经济需要每年以7%多一点的速度增长。2010年中国GDP增速是10.4%，2011年的GDP增速是9.2%。尽管目前增速显著放缓，但要保住7%应该不难。而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8倍，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2%，远高于7%。
由上可以看出，只要中国经济不出现超出预料的大的波动，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似乎是个不难实现的目标。甚至，即便不提出收入翻番或者说收入倍增，仅在目前的调控手段下让经济自然增长，收入也很有可能倍增。
如何翻番
但是上面的计算，数字游戏的成分居多。有一个看似玩笑实际却应该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果仅仅是为了翻番而翻番，那么多发货币就是一个最容易的办法。去年人社部提出的那个工资年均增长15%的5年翻番计划之时，就有舆论质疑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正因存在如此疑问，针对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收入翻番，有学者解释为应该是在剔除了通胀因素，保持购买力不变情况下的收入翻番。
说到底，保持购买力不贬值的收入翻番，才是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收入翻番，才是真正口惠实至的翻番。否则，一切都是空谈。但是，要想实现有实际意义的真金白银的收入翻番，恐怕并不容易。
无须讳言，造成这样担忧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支撑经济增长惯用手段，也就是以投资去拉动经济增长。在内需以及出口均出现不振的情况下，要想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似乎只能寄望于启动政府主导的投资。但政府投资的钱哪里来?只可能是多发货币。2010年末，中国的M2余额是72.58万亿元，2012年9月，M2余额就已达94.37万亿。这些年来，中国公众也的确感到自己的收入在增长，但就是感觉不到购买力的增长。根本原因，就是货币超发，导致购买力下降。
因此，要想实现收入翻番，首先就必须要控制住货币超发。
其次，必须在国家财政税收与国民收入之间做出重新分配。目前，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经过再分配，政府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都是过大。而且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看似合理的理论：要想多分蛋糕，首先要把蛋糕做大，只有蛋糕做大了，人们才能多分蛋糕。但实际上，蛋糕不可能无限做大。在经过了初期的显著做大之后，必然会碰上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做大的瓶颈。这个时候，除非做蛋糕的机制出现方向性调整，否则，就只能重新确定分配蛋糕的比例。
财富向政府集中，对于经济的推动力作用最小，看似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实际却造成大量浪费，严重削弱资金的使用效率，迟滞社会财富的增长。而若要改变政府与国民之间的财富分配，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进行减税。不仅仅是个税，减税的重头显然应该是大幅降低企业的各种税负，以使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获得发展急需的资金。一个很简单却被许多人无法理解的逻辑就是，减税本身不仅是投资，而且还是消费。
第三，要想顺利实现收入翻番，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保障。只有没有了后顾之忧，人们才能放心地消费和投资。本质而言，加大社会保障投入，仍然是在政府与国民之间进行收入的分配调节。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财政加大社会保障领域的投入;其二，社会保障公共资源的均等化、公平化。
目前，中国社会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就是权力阶层与普通公民，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存在天壤之别。大量的公共产品向权力阶层倾斜，而权力阶层又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制定不公平的程序和机制，更加强化自己对于公共产品的占有。正所谓分蛋糕，看似大家分得的蛋糕都在增长，可权力阶层不仅永远多分，而且在蛋糕难以做大的时候依然能够分得更多。此时，他们多分的那部分从何而来?显然是从普通公众的蛋糕上瓜分所致。
第四，必须打破垄断尤其是行政垄断。在重要的经济领域，央国企实际是通过行政授权获得了垄断地位。也许本意是通过这些国家的嫡系部队，更好地掌握涉及影响国家命脉的重要资源，同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但实践却证明，这种想法过于乐观幼稚。这些取得市场垄断地位的央国企，一方面成为财政资金的吸金器，另一方面还成为了社会资源的强大的争夺者。它们的攻城略地，很大程度压缩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压制了民间经济的活力。
但是，在这样的经营环境之下，民营企业不仅顽强地在夹缝中生存，而且创造了惊人的奇迹。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的数据表明：民企贡献了接近60%的GDP，创造了80%的就业机会，在新增就业机会上，民营企业贡献了90%。若想顺利地实现收入翻番，政策应该侧重于央国企还是民企，其实不言自明。
第五，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想顺利地实现收入翻番，政府与其兴致勃勃地亲手操刀，还不如更加约束自己管控经济的雄心壮志。很多时候，行政不乱插手经济运行，反而更能激发市场的活力。在2011年人社部提出5年收入翻番的计划之时，就有学者担心行政过度干预反而会好心办坏事。实际上，政府找好自己的角色，减少那些坏的干预，就是最好的调控经济之道。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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