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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权力博弈

yangguangjujiao 2012-12-05 11:46:08 ■ 王俊锋 总第137期 放大 缩小

 

8年的讨论,已经很难再让收入分配改革给人们带来多少兴奋的感觉。虽然有消息说,在历时8年的争议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在2012年底推出。但这样一个各方激烈争吵的改革方案,到底能给普通百姓带来多大的实惠尚待观察。无论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还是实施,都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

收入分配的利益格局

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穷、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分配制度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古今治乱循环无不围绕着发展和分配而展开。1993年9月,邓小平和弟弟邓垦在谈话中说:“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一直在上升。过去10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0%,GDP增长10%左右,但城乡居民收入只增长了6%~8%。

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透露,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83年56.5%的峰值持续下降,到2005年为36.7%。GDP这块大蛋糕,居民拿到的份额少了,意味着政府和公营部门拿走的份额多了。2011年中国GDP为47.16万亿,同比增9.2%。全国财政收入10.37万亿,同比增24.8%;全国国企总营收3.68万亿,同比增21.5%,其中总利润2.26万亿,同比增12.8%,增幅均远远超过GDP增幅。

这不仅说明政府对国民财富的占有与政府机构的庞大,也表明社会底层民众极难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这也是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社会根源。

另外,有数据显示,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扩大到15倍,全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的收入差距达到23倍之多,人均GDP最高的地区与最低之比达13倍。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给出的结论是,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资源总是向着更具竞争力、更有市场前景的行业、部门转移,必然会产生行业收入差距。但正常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行政不干预经济、基本消除垄断,并做到对社会成员基础性基本权利的保证和社会调剂。这样才可对社会各阶层实现必要的“保底”和“限高”。而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收入的高端行业,一般都是受到特别关照的行业及垄断行业。这些行业,由于地位的特殊化,一般也都是高利润、高收入行业。这些行业不仅可以得到来自各方面的特别关照,在市场竞争中也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人才、资金、资源等也进一步涌向这些行业,使社会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越来越不合理,致使社会主要群体出现了某种弱势化的趋向。

著名经济学者陈志武就曾认为,对行业差距的扩大,发改委的各种干预起了重要作用。发改委打乱了市场的调节,使得某些行业收入过高,使行业收入与其贡献不匹配。同时,使得官员有了更多的腐败机会。“由于这些政府资源配置部门,通过它们的手去强行地重点发展这个行业、轻视那个行业,造成了各个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导致了各个行业之间的收入机会也很不一样这样的一个结局。”

应该承认,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人的收入都程度不同地增加了,但这种增加只是绝对值的增加,并不等于收入分配格局有了改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认为,有限的分配制度改革未能扭转整个分配格局继续恶化的危险趋势,只是在这种恶化中百姓收入的绝对值还在增加,公共财政还是给老百姓花了一些钱。基尼系数最能反映收入分配格局。中国的基尼系数现在已经高达0.5以上。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趋势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且还在继续扩大中。

改革与权力的博弈

在现行的社会体制下,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本质上是一个权力分布的利益格局,越接近权力,在收入分配格局上越占据优势地位。对于权力的局外人而言,政治关系就是通往财富最快的道路之一。

收入分配改革是必须的,但是它的改革设计路径必须非常谨慎。假如改革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格局的强势者会走样地执行,改革会产生变化,随后是变形,最后是变异。这种背道而驰的故事过去经常重复上演。

“分配制度改革推进过程中的最大阻力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中国劳动协会副会长苏海南称,垄断行业、某些权力部门和特殊利益群体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社会中一般都居于有利位置,而其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原因,往往有意无意对收入分配改革持反对或阻挠态度,使一些重大政策的制定难以达成共识并出台。据悉,提升央企上缴红利比例的方案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关利益部门差点拍案而起。

2009年9月,人保部等六部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规定央企高管基本年薪与上年度央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按一定倍数控制,被形容为央企高管“限薪令”。但企业高管也有解决之道。“工资、收入以及国企高管的各种消费,他都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回避,事实上你说他拿了多少,那都是说不清楚的。别人可能认为他多拿了,但是你到企业去查,都符合规定。而事实上他享受的远不止于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方智囊曾讲述他的调研经历:央企高管限薪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高管原来的薪水就很高,降薪不可能,只能限制其不能再增长;而原来不是很高的,由于处罚标准的制定,反而借机涨薪。

多次征询意见的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方案迟迟未能出台,也正是各方利益争执不定的缩影。一位知情人士介绍,由发改委牵头多个部门的改革方式本身就是阻力。“部门之间利益博弈,大家都要为自己的利益说话。”杨宜勇说。

有发改委内部人士曾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资委等中央部委,协调起来难度很大。在意见的具体内容和落实步骤上,也仍有争议。例如收入的税费改革问题,在个人所得税几次调高后,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地方税收大量减少的情况。因此,如果个税改革与国家税制改革不能协调起来的话,收入税费调整也难以推进。还有对于低收入者收入的调整,如果进行财政补贴等手段,则需要支付的资金超过承受范围。这些都是绕不过去的难题。

据民盟中央2010年的调研中发现,导致收入分配进展缓慢的原因还有财税体制。目前中国地方财政收入60%~70%归入中央,尽管中央也在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但用于财政支付转移的资金仍只是很小的比例,地方政府用于提高居民保障和收入的动力明显不足。这也是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户籍制度难以改革的重要原因。

有鉴于此,收入分配改革举步维艰就不难想象了。仅仅依靠权力的良知去主导改革的走向,前景难言乐观。一个改革方案的制定,尚且如此艰难,更何况进一步地落到实处。有不少分析人士就指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取决于许多深层次的体制和政策根源,远非一个改革方案就可竟全功。其实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核心还在于围绕公权力的制约而建立一系列健全的市场分配制度。如果不能对公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就难以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由此亦会导致任何改革方案都难以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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