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成败，与外交官的才干、视野、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外交官以上特质的形成，往往又离不开其教育背景与从业经历的影响。当前中国的外交官们十分敬业、专业，在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如风格太软、视野狭窄等方面的批评。之所以如此，与他们的教育背景与职业经历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相比较，两国的高级外交官们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出身与经历
为了使读者对中美两国高级外交官的教育背景与职业经历有更加直观的了解，笔者特制作了如下表格，不厌其烦地将两国高级外交官们的履历列在一个表中进行对比。这里的高级外交官包括：两国外交部(美国称之为国务院)网站上列出的部长和主要官员，以及两国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大使、驻联合国代表。这些高级外交官直接影响着两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因此具有特别关键的意义。
由上表可进行如下概括：
第一，中国外交官绝大多数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少数是从其他单位进行选拔的(自2000年以来，外交部已三次开展公选高级外交官的工作)，如副部长宋涛、部领导成员谢杭生等。但他们在进入外交部后、担任部级领导人之前，已经有过其他多个较低外交职位的历练。相较之下，美国高级外交官们除了少数是职业外交官外，多数是政治任命，之前具有其他领域的从业经历。
第二，从教育背景看，中国高级外交官中语言类毕业生至少过了半数以上。不少虽然有其他学科的更高学位，但多是在获得语言学学位以后，在自己的工作过程中选修的。所以，毫不奇怪的是，这些高级外交官们在进入外交领域时，许多有过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美国高级外交官们的学历背景则更加多种多样，主要有法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
对中国的启示
毫无疑问，不同的教育背景与从业经历各有优长。中国外交官在政策的执行力、对细节的注重方面可能较其美国同行要更为突出。翻译的经历、系统内的逐级晋升，加上中国外交传统中历来强调外交无小事、事事要及时汇报请示，使得中国外交官们比较善于领会和贯彻上级意图，十分熟悉官僚系统的运作，能够及时有效地落实上级政策。
但是，相应的负面后果可能就是导致战略素质的缺乏，中国高级外交官们的前瞻意识、主动精神和政策设计能力可能相对不够。重视对语言而非政治学、战略学、国际关系专业等方面知识的学习也部分促成了这一负面后果，因为语言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对外事务不但涉及语言和较广的知识面，还应有对国际政治的本质理解和对战略与政策运作的深刻把握。对从事具体事务工作的较低层级的外交官来说，掌握具体的外交技能是十分重要的，但作为参与制定和设计政策的高级外交官，则必须对国际大势有更加深刻的体察，具备更多的战略视野与更强的政策设计或规划能力。
这种战略素养的缺乏已经在中国外交中导致很大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比较重视危机管理，满足于技术思维，致力于在问题来临时及时解决问题，而忽视了对问题的预防、对国际议程的主动塑造以及提前进行战略布局，结果导致对外博弈过程中被动因应的时候多，主动出击的时候少。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时代，由于最高领导人具备宏观的战略视野，并不时有一些大手笔的政策设计(如决定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与美国缔结八·一七公报等)，即使是高级外交官们，其职责也仅仅负责执行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所以战略素质的缺乏还体现不出什么问题。因为领导人已经画好了一幅蓝图，外交官们只需负责上色就可以了。
但现在的中国政治已经进入一种常态政治，国家领导人不可能从战略目标到政策设计都事必躬亲，他们在一般情况下只会提出一个大的战略设想。这种战略目标如何落实、具体的政策如何设计，包括战略目标本身是否合理?如何规划?如何就此向最高领导人提出建议?都需要外交部门特别是高级外交官们参与设计、规划并主导其落实工作。这就对高级外交官们的战略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正是这种战略素养的缺乏，使得中国的外交战略常常处于一种脱节状态。一方面，国家领导人提出了诸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等这些大的战略设想。另一方面，这些设想如何体现在具体的双边关系(如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地区政策(如对东盟关系)、具体议题(如领土争端)等领域中，似乎并无一个系统而成熟的方案。结果不但最高领导人的战略设想没有在具体的政策层面得到很好的体现，中国的战略意图也因为具体政策上常常存在矛盾，仍然受到外界一些国家的疑虑。
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其中有一个关键是有必要改变中国高级外交官们的出身与构成。具体来说，就是在强调外交人才语言技能的同时，有必要加强对国际关系、战略学、政治学等知识的学习与培养。还有就是选择更多的非外交系统的人才直接担任高级外交官。如前所述，外交部已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如公选高级外交官，还有就是派高级外交官到地方挂职，以加强外交系统与其他系统的交流。但不足之处是，这些“旋转门”还开得不够大，有些地方也不够完善，个人认为还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当选择更多的非外交系统人士担任高级外交官时，这种任命应该仅仅限于部领导、主要国家大使这样的高级职位。较低层次的外交官更需要的专业外交技能，更适于从职业外交官中逐级选拔。希望未来的外交部门的首长，虽然要有对外交事务的熟悉，但不必一定要从职业外交官中任命，因为新时代中国需要更有战略意识而非专业技能的高级外交官群体，而前者常常不是职业外交官群体所能提供的。
第二，所谓“旋转门”应该是一种常态的双向流动，即经常有其他单位如智库、高校、企业、其他政府部门的人进入外交部担任高级外交官，同时他们在任期到了以后又可以进入原单位或新的单位任职。如果只是单向度的流动，则不免进入外交部系统后其思维又被职业外交官群体的思维所同化。同时，大量的高级外交官进入其他单位特别是智库，这种研究经历对于提升其战略素养与知识水平将大有益处，从而为其再度进入外交部门任职、提升中国外交水平打下扎实的基础。
(作者为湘潭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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