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CFP)
中式外交风格的典型案例
10月2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记者会上针对中国公民在柬埔寨因撕毁西哈努克画像遭侮辱事件表态称，西哈努克太皇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深受柬埔寨人民爱戴。个别人的这种行径是极端错误的，将由柬方依法予以处理。他的这番话引起中国舆论哗然。
从事件本身来说，柬埔寨某服装厂的这位中国籍主管依据厂规对怠工者进行管理，是其分内职责。但很显然，柬埔寨当地工人依仗西哈努克太皇大丧，拒不接受管理，并与其发生冲突。情急之下，主管撕毁了工人手中的西哈努克画像。虽此举违反了柬国内法律，但一则她对工人进行管理是合乎规章制度的，二则其并非主观故意，三则其是在与工人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于情于理皆可原宥，何况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的所在国，长期以来接受中国的大量无偿援助，更应当尊重中国人及其利益，至少不该侵犯中国公民的人身尊严和安全。
但事实证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先有工人借机怠工寻衅，在严重冲突下，中国籍主管撕毁画像后，厂方立即进行道歉并将这位主管移交柬埔寨政府有关部门。这样还不够，柬埔寨警方和民众强行逼迫该主管向西哈努克遗像焚香跪拜，最终经法院判决处以一年监禁并驱逐出境的重罚。众所周知，柬埔寨国内法律虽然明确了侮辱王室为违法，却并无具体的惩罚条款，因此在判罚时可轻可重、可有可无，如果考虑到上述情形，则应当从轻发落。
面对本国公民在国外遭受不公待遇和人身侮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理应义正词严、声色俱厉地对柬埔寨有关方面予以谴责，并明确要求柬方对该主管的处理在法律的框架下公平、公开进行，确保透明和公正，切实维护中国人的尊严与合法权益。
然而，洪磊的反应令人大失所望，他对中国公民切责过于严厉，却对柬埔寨方面毫无谴责和警告，丧失了一个主权国家保护本国公民的原则立场和基本正义。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外交官毫无血性与个性，自以为是地耍外交辞令，也让中国外交变得毫无血性与个性，苍白无力，既难以威服外方，也不能令国民满意，端端是处在万分尴尬的处境，犹浑然不觉，自我感觉依旧良好。大国崛起、外交影响力与日俱增等一厢情愿的臆想常见诸报端，但与中国的实际处境可谓遥不可及。由对柬外交可见一斑，而对日外交又何尝不是如此?
比如在日本政府正式决定购买钓鱼岛前夕，中方一直抱着侥幸的态度，对日本接受中国婉劝收回成命心存幻想，乃至错失阻止日本购岛行为实质化的大好时机。而在日本已经购岛后，中方仍不深刻反思外交战略策略的短长，在日本坚称钓鱼岛没有任何主权争议的情况下，继续对日本强调中国主张钓鱼岛从来都存在主权争议的立场和观点，明显在战略上居于下风。由此导致的问题是，除非中国动用武力收回钓鱼岛主权，否则单靠民用船只或者军用船只在钓鱼岛周边晃荡，既无法解决短期内让日本屈从与中方观点的目的，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解决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从长远眼光看，必然意味着中国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失败结局。其唯一可能的效应是，满足了一些人的意淫心结，依稀觉得钓鱼岛还是那个岛，却没有意识到，日本从实际占有钓鱼岛往实际拥有钓鱼岛，又跨越了一大步。
外交官从军人到文人的风格变换
“购买钓鱼岛事件”在中日关系史上将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中国按照中式外交风格处理对外关系导致外交失策和恶劣结果的典型案例。相比较日本在外交上立场坚定、意志果决、观点鲜明的特点，中国的外交官员长期以来形成了慢条斯理、温温吞吞、拖泥带水，缺乏鲜明个性的对外交往风格，由此带来的结果截然不同。
这首先与外交官的出身不无关系，中共建政初期，军政一体，那时的外交官多从军队选拔，比如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这些军中颇有文化者同时也保留了浓厚的军人气质，比如注重战略、雷厉风行、精明干练等。而在那之后，从翻译人员中大量地培养外交官，越来越注重职业化，但文弱之气也开始形成。职业外交官将言行举止等形式上的要素当作外交工作的核心修炼内容，着重提升自己的文化和交往方面的素养，过于执着于外交辞令，却不善于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变通，因此往往给外界软弱无力的印象。比如在钓鱼岛事件中就强烈地表明了这一点。在对待柬埔寨有关部门和民众侮辱中国籍工厂管理者时也缺乏必要的强硬姿态。总而言之，外交官从军人到文人的变化，对中国外交风格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而外交上无个性色彩经过一代代传承以后渐成“样本”，被后人所研习，以致贻害无穷。
但环顾全球，外交官的职业化是大势所趋，文人充当外交官员几乎是多数国家的通例。所不同的是，中国外交官员几乎全部由科班出身者充任，而西方国家则呈现多元化格局，既有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专业人士(不局限于翻译)，也有受到最高首脑酬庸的各方俊杰。单从专业人士做外交官来看，中外都有这样的情况，但为什么在中国表现得毫无个性且软弱无力，而在别的国家(比如日本)却不是这样呢?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浸染。中庸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民族特性。中国人往往将个性深埋心底，不事张扬，唯谨唯慎，并将处世圆融作为现实人生的追求。这些文化特质在入仕文人中表现尤为明显。虽然自近代以后，承西学东渐之风，中国日益融入全球体系，但民族根性依然盘踞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左右着其思维和行事方式。而外交工作又特别讲究外在形象，依存于传统的中国当代外交官骨子里还是有古代入仕文人的做派，温良谦恭让。比方对柬埔寨这样的“友邦”对自家人肆行侮辱，却毫无谴责，反而主动将她交由柬方任意处置，以显示己方绝对支持柬国之意。
二是一个外交官的表现基于其所在国家实力。外交官对外交往有没有底气，关键看这个国家的国力是否足够强大。中国最近几十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国家实力有了一定提高，但总的来说主要体现在数量上，而从发展质量和人均水平看，离发达国家尚有很大差距。中国之所以主张在钓鱼岛购岛事件中采取“搁置争议”的外交策略，就是因为中国的整体国家实力以及军事能力尚不足以支持一场对日局部战争。如果打起来，毫无胜算。因此维持现状的想法占了主流。而日方也看出了中国的内心活动，所以始终强硬对待钓鱼岛问题以及购岛行动，毫不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上自己陷入了自己的陷阱。
三是一国外交官的作为受制于其外交战略。中国的外交官的所作所为有的是主观上的问题，有的是客观上的。延续前面的话，中国在钓鱼岛最根本的还是在坚持“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战略，就是持续对外保持隐忍、专注于国家发展和建设的战略，因此从策略上来说就是在搞“搁置争议”战术，带有浓厚的和平主义特征。在这种外交总基调下，中国的外交官很难脱离其窠臼，而是死死地被其牵制。在对外交往中无论是谈吐还是实际政策都显得阴柔有余、刚性不足。尤其是当中国的外交战略被外国所洞悉并加以利用的时候，就更显被动。往往动辄得咎，中国在泥淖里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四是外交官员如何发挥取决于他被赋予多大权限。或者说，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员说什么话、说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其所在的外交体制。比如美国的外交体制是，总统是外交事务的最终决策人，但国务卿是主管外交事务的实际负责人，后者既参与制定战略，也负责具体执行，具有很大的独立的机动灵活处置的权限，日本也类似。首相是最后决定者，不过外务大臣却具有相当的决策和执行权力。但在中国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外交部是名义上主管对外事务的官员，然而其真正的决策权限很小，即使在执行外交政策时，也要局限在一定范围内。比如，他要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领导，特别是其中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和核心的外交团队的领导。在党内党外分别由专人在其上峰予以指导，如在国务院层面，除了国务院总理可以对其进行牵制外，外交部主官还受某位国务院副总理或者国务委员的直接牵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外交部自部长到其他官员都难有充分施展的空间，甚至连恰如其分地说话都得很费思量和斟酌。多大权力就决定了多大责任，稳字当头势必成为其首选目标。
回过头来看看，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是对柬埔寨中国女性管理者受辱事件公开表态的“受过者”，从前面几个因素分析，虽然个人风格是有的，却跟他本人没有根本的甚至重要的关联。他既要在那种复杂多面的外交体制下进行对外发言，又要在和平主义总的外交战略范围内说话，同时还得考虑到中国柬埔寨亲密的邦国之谊，确实难为他了。因此，如果真要批判，对象主要也不是他。同样的，在钓鱼岛事件上，外交部表现也是差强人意，外界多半归咎于它。而我们分析的结果是，外交部的过失也是得在一定比例内计算的，比例之外，事实上还有更多的空白，要由其他因素填补。
(作者为合肥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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