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人才的培养，走的是一条又红又专的道路，有两所院校功不可没，大概分成三个阶段：另起炉灶一边倒的亲苏阶段、两个拳头打人反苏反美的斗争阶段、广交朋友突出重点、大力培养的阶段。
新中国的外交人才培养，肇始于上世纪40年代的国共内战。50年代和苏联友好结盟时期有了快速片面的发展。60年代经历了中苏关系的恶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停滞。70年代随着中国入常、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后期的改革开放，迎来了全面大发展时期。
1949年—1961年：另起炉灶，培养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官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的外交思路是，“收拾屋子，打扫卫生”后再迎接客人。同时要“另起炉灶”，确立和民国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和人才培养模式，实行倒向苏联、亲近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战略。但由于基业草创，短时间内没法培养全新的外交人才，活跃在外交舞台上的主要是战争年代的留苏派，如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翻译及专家伍修权、师哲等。一线的外交官也不乏本土派，如黄华(曾任外交部长)、龚澎(新闻司司长、乔冠华夫人)等。当然也有一些战略家、军事家运筹外交帷幄，如周恩来总理、陈毅元帅、黄镇将军等。
由于历史的原因，从外语特长和应用的角度看，当时的外交家早年要么受的是苏联式教育，要么是美国式教育，又很有趣地集中在两类四个院校中：一类是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大学，前者出了很多战略外交家，如张闻天、邓小平、杨尚昆等;后者出了建国初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等业务领导。另一类则是国内美国模式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前者出了黄华外长，以及高级官员龚普生(国际司司长、第一个驻外女大使、章汉夫夫人)和龚澎姐妹，后者出了乔冠华、熊向辉等外交达人。
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新中国要有自己专门培养外交人才的学校，刚好又是两个。一个是1941年建于延安、后经晋察冀华北根据地进入首都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从延安抗大俄文大队—华北联大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更名而来)，一个是1955年新建的外交学院(1958-1966年更名国际关系学院，1966年停办，1980年重建后用现名)。
除了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1954年解决越柬老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需要西方国家语言的外交人才外，这个时候主要是以外交部直属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为主，培养俄语、东欧、及周边各个国家的语言人才。北外从社会上招生，本科五年，定向给外交部培养人才。后来成立的外交学院当时主要是开展国际关系的培训和外交干部的轮训，外语语种不多，以政治和外事知识学习为主。
外交人才的培养强调政治上可靠，即所谓的“红”。这一点北外体现得最为明显，不仅校训沿用延安时期毛泽东给抗大的题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而且校歌也非常“红”，歌名《永远为人民服务》：“我们有马列主义武器，毛泽东思想指导，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沿用至今。外交学院的校训政治色彩也很浓：“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那时候虽然政治重要，但由于国内极左思潮尚未泛滥，国际交往也主要是和苏联东欧国家，意识形态一致，所以人才培养上倒没有过分突出政治。事业新建，还是更看重外语的专业水平。又红又专是下一个阶段才喊起来的。
1962年—1976年：反修反帝，培养国际共产主义外交官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意识形态的分歧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面对苏联的军事压力和美国的经济封锁，毛泽东高举世界革命的大旗，外交政策“两个拳头打人”，同时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和美帝国主义。国内政治气氛日益强化，专门为外交部培养人才的两所直属院校，北外和外交学院，不断加强政治要求，全面政治挂帅。各种政治学习、会议越来越多，淡化、轻视外语的学习。
1960年入北外英语系的李竹润先生(长期任新华社驻外记者)，清楚地记得，当年他由于喜欢英语文学，在政治学习、表态、递交材料方面不积极，经常被开会批判，斥其为白专路线。他每天很压抑。1964年的某一天，时任外长的陈毅元帅来北外视察，发表全校讲话，强调又红又专。李竹润先生说他的日子从此好了不少。1965年毕业的时候，大多数同学由于政治觉悟高，进入外交战线和苏修美帝直接斗争，他却只能到没人看上的外宣部门写写画画。
又红又专没喊几年，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外交学院被以“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为由停办。北外师生也停课闹革命，不再招生。1968年底，为了保护和储备外语人才，周总理指示，六七、六八两届学生由外交部统一组织到唐山的部队农场锻炼，同时学校派出外语教师辅导。1970年，北外又迁校至湖北办“五七干校”。1972年8月，由于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全校迁回北京。
这个时期，整个外交工作陷入了混乱。大批领导和业务骨干被批斗、靠边站，一些非常年轻的学生以及后勤人员等革命群众造反上了台。由于学校停办，外交人才断档，水平下降，只需要高喊中外文混杂的毛语录套话，向外派发红宝书和革命宣传材料就行。外交工作经常是空洞地喊喊国际主义、世界革命的口号。
乱了几年，当中美开始接触，准备迎接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大量的基础调研和材料翻译却找不到称职的人干，只有从残存的北外抽调师生，章含之等人这时进入了外交界。到1974年邓小平副总理率团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时，仍然缺乏优秀的翻译，还需要从已经复课的北外借调老师。北外英语系资深教授梅仁毅先生，作为随队翻译，牢牢地记着小平同志在会上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
也是在这个时期，由于和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外交工作的迅速开展，客观上需要补充各个语种的外交人才，原来靠边站的业务人员逐渐回到岗位。北外的专业设置也适时增加了许多语种，进一步强化了它在外交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地位。更重要的是，从1971年至1976年的6年中，北外招收了工农兵学员2190人，为后来的高考恢复和改革开放，多少保持了连续性和人才储备。
这个时期，随着加入联合国和更多的国家建交，对外交往需要高端的、熟悉世界情况的人才。中国政府开始从外交、外贸、外宣等部门抽调骨干，派往英法等国学习进修。毕业于北外、后来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马胜荣等人，借此于70年代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同时，中国政府也选拔一些外交官员根红苗正的孩子，到欧美学习，做战略人才储备。乔冠华的继女洪晃就是这个时候到达美国。当然他们中的不少人，由于环境和时代的变化，后来并没有从事外交工作。
1976年以后：广开渠道、复合专业、德才兼备阶段
这个时期其实还可以分出几个不同的阶段，比如1989年中国和苏东风波后、2001年9·11事件后，但总体来看，中国外交人才的培养走向了专业化、规模化、快速化的道路。
在1980年外交学院恢复之前，北外一直是唯一一所外交部直属的人才培养学校，即使是1980年后它直属教育部领导，仍然和外交部保持着传统的、密切的人才输送联系。因为它在共产党办的专业院校中，历史最悠久，从1941年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为军队和政府培养输送外交人才;地位最显赫，相当长的时间内，北外是唯一的外交部直属院校，先后担任过校长的有杨尚昆(1945年—1946年)、师哲(1949年—1954年)和廖承志(1973年—1980年);语种最齐全，有50多种外语和其他政治、贸易、新闻、法律等复合专业;培养的外语、外交人才最多，共约8万多人，其中大使400多人，参赞1000多人。一般的秘书、随员就更多了。有一种说法，地球上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就有北外的校友。它被称为外交官的摇篮，目前中国外交部的正副部长、助理，几乎全是北外校友，就连外交学院的前任院长吴建民、现任院长赵进军，都是北外的毕业生，而且外交学院在办学历史、规模和专业语种设置上，都没法和北外比。
过去外交工作是一个封闭的圈子，经常是家中好几个成员都在其中，人员基本上只从北外和外交学院补充。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外交事业的扩大，外交人才的需求在增加，翻译、研究、专业技术人员都需要，光靠北外、上外、外交学院的封闭考试录用，既不合理，也不公平。现在外交部门每年面向全社会招考毕业生，也从其他单位、留学回国人员选拔招聘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
现在选拔外交人才，不光考核外语，更看重其他专业知识和能力，一些复合型的专业，如国际政治、国际贸易、国际法、国际新闻、公共关系、信息处理等院系的学生，颇受欢迎。从外语语种来看，英法等仍是重点。但随着新国家的不断出现，以及多边外交的开展，也需要一些小语种的人才，只不过数量需求不大，语言人才更新又慢，致使许多院校的小语种毕业生，就业并不乐观。
随着队伍规模的扩大、人员的年轻化，在面对变化的国内外环境时，也会出现外交人员辞职跳槽、违反纪律、动摇懈怠、甚至出走叛逃的现象。2005年中国37岁的外交官陈用林，携妻从澳大利亚驻地叛逃，和国外势力勾结频频讲演，让中国外交界颇为震惊。因此，现在无论是选拔录用，还是在职培训，极为重视思想表现，强调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培养模式。
而在人才培养的院校这边，社会的多元发展使得外交官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外交官表面风光，实际并不自由。收入不算高，工作模式和价值判断要受国内政治的制约。以北外为例，更多优秀的学子选择了留学、跨国公司、新闻传播、投资银行、能源电信等行业。北外尽管以外交官的摇篮著称，但在国际上最知名的，却是让外交官欲言又止的北外60年代毕业生高行健;在国内最出名的，是新闻传播界的杨澜、许戈辉，娱乐界的何炅，曾经的网络红人“香水女生夏奈尔”。
换个角度，不管是作家高行健，还是新闻传播、娱乐人物，不都是在从事某种文化外交、公共外交活动吗?外交官只是一种角色，社会的多元发展需要更多的角色，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国际舞台上。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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