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最近发表文章反驳了认为“儒家精英式”政府更适合中国的观点。文章认为中国最终的道路应当是发展代议制政府。
文章写道，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帝王统治后，中国于一个世纪前首次尝试了代议制政府。首位总统孙中山很快就下台了。他的继任者袁世凯是一个有着革新意识的保守派，他甚至要求美国政府帮助中国起草新宪法。由此，1913年一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学者弗兰克·古德诺来到了北京，给两个版本的宪法都提出了建议。第一版宪法赋予袁世凯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利，而1915年的第二版本可以让他登上龙床，可惜他次年就死了。
古德诺认为中国的国情和文化都不适合民主，而袁世凯正是中国需要的那种独裁者。他坚持认为，对当时的中国来说，独裁者所带来的“高效和稳定”远比“自由和受欢迎的政府”更为重要。
许多西方人也和古德诺一样认为中国独特的历史和落后的经济使其并不适合代议制或中国所称的“西方式”民主。在上世纪60到7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曾以为毛泽东建立起了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他们说中国共产党抵制自私、鼓励为社会牺牲奉献。但是在经历了1958年至1962年的大饥荒和后来的文革动荡之后，这种观点就显得很可笑了。
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推崇者。当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的种种缺陷后，鼓吹中国的声音变得更响亮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09年宣称，中国威权主义的某些方面看起来要比美国紊乱的民主更有用。“一党制肯定有其缺陷，”弗里德曼承认道，“但是当它是由一群相对开明的人所领导时，也会有很多优点。”
认为中国领导人开明的观点部分地建立在一个看法之上，即中国的领导层越来越处于精英阶层。城市国家新加波就是一例：政府干净、有效、提供保姆式服务——这就是开明的精英管理型社会，曾被称作是“亚洲价值”的缩影。前新加坡驻联合国代表、现任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一直认为西方人无法了解这其中的奥妙。他坚信，中国的政府治理很快就能达到新加坡的水平。“中国共产党远不是那种独裁专制的政治系统，”马凯硕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说道，中共可能已经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受规则约束的政治体系，这一体系并不脆弱，反而非常强大坚挺。”他还认为这一受规则约束的政治体系已经选出了“可能是中国最好的领导班子”。首次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称为“金砖四国”的高盛分析师吉姆·奥尼尔认为，如果中国是一个足球队，你一定会想要穿它的球衣。
就职于清华大学的加拿大政治学家丹尼尔·贝尔就是中国的“粉丝”之一。贝尔相信，共产党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建立以有能力、有道德的领导人引领下的善治”。他说，共产党用的都是最好、最聪明的人才，提拔最高层领导人的审核程序非常客观严格。不过贝尔也承认这种提拔程序还有改善的空间，尤其是要提高透明度。
然而，在中国这种体制下相信道德至上实在是种空想。腐败已深深深入中国的政府和社会。即使官方媒体也常报道有关官员通过“关系”而非政绩得到提拔。虽然偶尔会有腐败官员被判以死刑，但政府其实还是无能为力。儒家的“修身”理念令人赞赏，但却忽视了“人性”这至关重要的一点。
要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不是要去独特的文化中寻找什么道德的源泉。这种源泉根本不存在。中国在19世纪所遭受的教训就是，被认为是精英化的儒家政府不受挑战、不受监督，最终倒台了。“西方式”的政府体系同样也有许多缺点。财力更为雄厚、权势更强的家族和组织可以一直保持其社会影响力。但是，对于权势圈外面的人才来说，进出权力和财富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他们或是成功，或是失败。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是被言论自由和本国政府制度赶下台的，而在中国，例如前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是因为手下官员逃亡外国领事馆才事发下台的。
中国要打造一个更加精英化的政府，就要有持续的经济发展;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教育;开放竞争;推进言论自由;拥有司法独立;以及，适时地发展代议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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