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我一直很崇拜外交官。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亚非拉的新闻纪录片，就很向往那些异乡他地的神奇，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到那些地方走走。我妈妈当年让我“离家出走”去西安外语学校读书，不知道有没有想让我将来当外交官的意思，但是至少让我有了一个可以当外交官的条件——英语。
1977年高考恢复，我报考了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和西安外语学院。我是第一批过了分数线的考生，其他一起过了线的同学去了北大、北外或其他学校，就我一个人没有被任何学校录取。后来“走后门”了解才知道我不能被录取是因为一只眼睛的视力不好，因为外语学院的毕业生今后是要从事外事工作，五官不端正有碍观瞻。于是我就应聘去一家中学教英文，直到1978年3月，西安外语学院扩大招生我才有幸进入77级的行列。
1982年，我毕业后被分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做外文编辑。在之后5年多的时间里，我的主要工作是确定把什么样的美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出版，增进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交流，也算是文化外交了。当然，用今天的标准看，我那些年的工作其实是“盗窃”知识产权，也是今天中美关系不时发生摩擦的原因之一。
1987年，我的一些同学已经在外交部和中联部系统攀升，自己已经没了做外交官的梦，想到了留学，就去了美国。1989年，在中国外交最为困难的时候，我到美国南部的爱墨蕾大学学习美国外交史。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毛泽东的美国观。作为一个革命者，毛泽东把革命也带进了外交，使得中国先与美国交恶，继而与苏联闹崩，最后又通过与华盛顿秘密外交试图突破莫斯科对中国的打压。直到1978年，邓小平才将中国与美国的来往制度化，从此中国走上了经济腾飞的康庄大道。
1998年，我到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工作，这些年每每见到美国前总统卡特，我最爱问的问题是，1978年他怎么就决定与中国建交?是什么让他敢于冒那么大的政治风险?当卡特的助手与邓小平领导下的外交部官员就建交问题谈判时，不断有人告诉他，这一步棋可能使得他连选连任发生逆转。共和党的参选人里根已经告诉选民，如果当选，他会与北京断交。1980年，卡特在竞选中大败，里根进入白宫后并没有再与台北建立外交关系。
2011年12月，卡特访华庆祝中美乒乓外交40周年，受到了习近平副主席的接见。卡特对习近平说，听说你就要访问美国，希望你能顺访亚特兰大。习近平说，亚特兰大是他非常熟悉的地方，上山下乡的时候就读过写那座城市的《飘》，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更让他对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美好的印象。坐在一边记笔记的我突然感到，虽然我不是坐在对面的那些外交官，这些年我做的事也多少与外交有关。我做过翻译介绍美国文学的工作，也是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志愿者，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代表队后援会的主要成员，还跟着卡特一起访问中国6次。我坚信我的使命之一就是让中美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要出现大问题。其实，我们赖以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与中美关系的稳定和互惠有巨大的关系。
习近平马上就要成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卡特会在12月专程来中国向他表示祝贺。这将是我第7次陪同卡特访问中国。
我也算是一个“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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