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作为美国外交领军人物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看待自己领域时所具有的深远历史纵深目光，而不为现实的利益所遮蔽。他最著名的理论性书籍《大外交》，从西方认定的国际外交产生的年代开始论述，直至冷战结束，其历史阶段横跨350年，涵盖六大洲四大洋。他的新作《论中国》也以宏大的题目为开端。有趣的是，时间范畴却大大缩短。虽然基辛格试图将时间跨度延伸至持续数千年的中国与周边藩属之间的“朝贡体制”。但是这些论述却只占了全书的十八章当中的头三章。他的重点在于描绘新中国60余年来的外交路线。因此，《论中国》的准确含义，其实在于论述美国人视角当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理念和路线。有鉴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当中尚无全面的集理论与实践于一身的中国外交研究性书籍，本书对于美国职业外交人员和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具有的重要历史价值和参考意义不言而喻。
作为作者亲身经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外交是本书论述的重要部分。作者的注意力尤其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在介入朝鲜战争前后，中国外交的决策过程;第二，在中美建交谈判期间，中美之间的互信与交流;第三，中国在与美国建交谈判与建交之后的非联盟但是互相合作的关系。基辛格先后与中国四代领导人见面会谈，第二项活动更是亲身参与，因而熟知外交流程与细节。在具体史料的支持之下(也包括中国学者发掘的史料)，基辛格对于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过程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充分论述了新中国在决定介入战争之前的两难状况，这样就反驳了目前一些关于“朝鲜战争是意识形态战争”的不确切结论。
基辛格的哲学观当中秉持保守主义观点。他即使不认同精英改写历史这一观念，至少也赞同精英对于历史的重要影响。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论中国》一书当中。他与中国四代领导人的会见与交谈，从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本书的许多实质性内容，使本书有时候不像在阐述外交战略，而是在回忆往事。这本身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使之不像《大外交》那样佶屈聱牙，各种逻辑论述让人眼花缭乱。基辛格总结了的中国三代领导人的领导特点：“江泽民……热情而不拘礼节。毛泽东是从奥林匹亚山巅俯视谈话对象……邓小平会打断讨论，直奔主题。”这些都是长期对华外交当中得出的精彩总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正如《纽约时报》书评所言，《论中国》从一个美国职业外交官以及研究者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外交的“内部运行机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视角起到了改变外界对中国外交偏见的作用。
在回忆自己与中国外交生涯的同时，基辛格将新中国60余年的外交政策以及对美外交做出了总结。他认为中国领导人自1970年代以来的外交理念，一直是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之下与美国维持既合作又有所保留的路线。基辛格对于这样的外交路线大体持肯定态度。这不是因为基辛格本身习惯于与中国外交进行互动，而是出自其根深蒂固的“均势外交”理念。一个愿意在国际外交游戏规则范围内独立行动的中国，虽然并不能够在每件事情上都能够保证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它能够使自己的行为具有可预测性，不至于使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出现大的动荡，影响到全世界外交的均衡。而且中国在国际外交当中本身所具有的均衡作用，深得基辛格赞赏。
基辛格担心，冷战后的美国因为一霸独大，干涉主义横行，导致其在全球权力的分散。这与基辛格所追求的动态外交平衡理念并不符合。《论中国》当中的后记，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份后记，它提出了“太平洋共同体”的概念。其主导思想是中美在国际关系当中合作将压倒竞争，然而竞争并不会消失。这种观点实际上与中国外交思想界主流不谋而合。换言之，即将年届九旬的基辛格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一直持坚守“接触”而非遏制的观点，并将中国认为是可以长期合作的伙伴。至今他仍旧未超越这一观点。但这也似乎使基辛格本人避免谈及中国更多的内政，使之锋芒略微内敛。《论中国》因此成为一种理念和史料上的陈述，以及立场的重申，不及《大外交》里的富有洞见力的睿智多矣。这也许是该书本身立足时就有的一个缺憾。
(作者为《周末画报》资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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