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步中心研究报告
“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研究机构最近发表了一份由梅拉尼·哈特(Melanie Hart)撰写的报告《中国新领导人面临的真正问题》(China’s Real Leadership Question)。作为民主党重要智囊团的“美国进步中心”，其地位和政策影响力在小布什时代大受削弱。然而，随着奥巴马入主白宫，这个机构“东山再起”，影响日隆。机构的多位“高管”被委以重任，而这个中心的众多研究报告也被奥巴马照单全收。鉴于此，这个报告值得我们关注。
在这份报告中，梅拉尼·哈特指出未来十年，中国下一任领导人将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集中在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如何推动改革和维护稳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发展能够让美国相对容易地理解中国，然而，近期不断演变的局势使得美国对于中国的理解变得困难。
为了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些新情况，她认为美国决策者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中国：第一，理解中国的精英领导层，这其中包括领导层的更替以及指导政治行为的正式和非正式规范等。她认为中国领导人善于通过美国的选举机制和国会中的唇枪舌战来推断美国领导人在将来的所作所为，因此现在美国也需顺应时势理解中国。第二，理解中国领导人面临的国内难题以及他们能够使用的锦囊妙计。第三，理解中央和地方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互动。第四，理解中国国民日益提升的需求以及中国领导层在回应这些需求时面临的挑战。第五，理解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其中不仅要理解中国精英阶层的美国观，而且要明白中国民众的美国观。除此之外，理解中国的内政如何影响外政。
如上所言，梅拉尼·哈特认为中国领导人都是“战略高手”。这是因为他们深谙“知己知彼”之道，例如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了解非常透彻。按此逻辑，她认为美国也应该学习中国同时竭尽所能做到“知己知彼”，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管理中美关系并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战术层面理解中国
诚然，梅拉尼·哈特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视角出发寻求理解中国的初衷无可厚非，而且这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为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因为相互理解有时候的确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猜疑和误判。更多的理解有时候能够让双方更加理性地看待双边关系，而较少的理解往往助长了偏见和敌视。这可以从今年9月份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有关美国精英和大众对中国认知的调查报告《美国大众和精英在对华政策上分道扬镳》(U.S. Public, Experts Differ on China Policies)中看出端倪。调查发现，美国大众总体上对中国日益崛起的经济实力及其对美国的影响感到不安，他们更多地认为中国崛起对美国造成威胁;而对中国有更多了解的政治、商业、学界和媒体精英则并不作如是观。对于美国的对华政策，美国精英和大众的认知差异同样非常明显。诸如在经济政策上，大体说来，美国精英倾向于赞同美中保持紧密联系，同时较少强调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相较而言，调查的美国公众赞成美中紧密合作关系的比例则大为减少。
然而，我们认为梅拉尼·哈特对中国的理解更多停留在技术或者战术层面上。这种理解明显带有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痕迹，因为这只是出于特定目的对某个具体时空范畴内的中国进行理解。再者，这种理解所涉及的内容非常有限，即她纯粹考虑理解中国的政治发展趋势。在这一点上，“理解中国”的意义其实非常有限。扩展开来，这种缺陷绝非梅拉尼·哈特所独有。事实上，美国对中国的理解总体上就持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正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通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所言，“美国公共领域中有关中国的论述无一例外涉及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及其对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利益的影响”。在政策层面上，“美国投入大量资源审视中国硬实力的发展以及阻止中国在其周边地区采取侵略性的行动”。
美国对中国的理解总体上就持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其背后是美国对中国战略的猜疑。反过来，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也油然而生。
在今年九月/十月出版的美国《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上，中国通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美国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施道安(Andrew Scobell)撰文指出，“中国决策者更多关注那些他们认为对中国不太友好的行为”，与此同时，“中国的战略分析家认为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将竭尽所能保护和强化它的特权，而对其他国家致力于维护自身利益的任何努力都看成是对美国的威胁”。据此，“一旦中国崛起，美国势必阻挡”。在《抗衡中国》(Bucking Beijing)一文中，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阿隆·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直截了当地点明，“不管华盛顿如何千方百计地向中国领导人保证美国的善意，中国领导人确信美国志在阻挡中国崛起”。在中美战略互疑的背景之下，任何从技术层面上理解中国的努力将事倍功半。$nextpage$
战略层面理解中国
对中国的理解不应只是关注技术层面，政界和学界精英应该在战略层面上理解中国，而这要求他们对理解的前提及其预设有一个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自我批判。
在此，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已经做出了表率。在其成名作《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中，他严厉地批评西方世界对中国(特别是中国崛起)的真正理解乏善可陈。他坦承西方世界仍旧在忽视中国的崛起。在他看来，时下流行的理解模式无非是两个：
第一，过分关注中国的经济崛起以及对这些经济数据的迷恋。热衷此种理解模式的群体试图从这些数据中探求未来中国的国际地位。对于中国崛起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有些人忧心忡忡。然而，只要考虑到中国在渐渐与西方接轨，中国终将变得同西方世界一样，那么这种忧虑就显得多余。在马丁·雅克看来，“这种理解模式严重低估了中国崛起的影响”。“这只是一孔之见”，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只是中国崛起这个全景中的一部分而已”。毋庸置疑，这种理解的价值预设就是“西方中心论”，即他们认为西方的价值观、理念和体制放之四海而皆准，现代化之路只有一条，除了西方模式之外，别无其他。西方世界在过去几百年的主导地位导致这种信念根深蒂固。在理解中国这个议题上，他们采纳同样的前提。
第二，始终对中国的崛起持怀疑态度。他们坚信中国的崛起终究不能持续。这是因为，中国不可能在缺乏根本的政治变革时继续在崛起之路上高歌猛进。换言之，除非中国最终采用西方的模式，否则它将失败。尽管这种理解中国的路径与前者稍有不同，但两者都遵循共同的前提和预设。一言以蔽之，两者都认为，“中国要成功，它就必须变得跟西方一样”。马丁·雅克指出，这两种理解模式，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不经意的偏见”，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不可一世的傲慢”。
为此，马丁·雅克呼吁西方世界在理解中国之前必须放弃这个不合时宜的价值预设，同时用中国的视角去理解中国。这意味着，西方世界必须首先承认中国是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而且，中国的现代化及其崛起是“中西合璧”的结果。除此之外，他认为中国的独特性还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其一，中国越来越倾向于从“朝贡体系”而不是“民族国家”的体系来看待其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是说那种延续千年的朝贡仪式回光返照，而是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得以确立，而且这种体系会非常稳定。然而，这种体系也许只能局限在东亚地区。
其二，“中国人对民族或族群的独特态度”。汉民族自视为一个纯种的民族，这个信念源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这种信念随后衍生出“大一统”的信念，而这种信念仍旧对今日中国产生影响，其体现在中国竭力收回其“失去的领土”。必须指出，中国人对民族的态度并不体现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相反，漫长的中国历史使它深深内化到每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简言之，“中国和中华文明的理念之所以得以巩固，在于中国人坚信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文化和历史的差异上，也体现在他们的民族特征上”。
其三，中国庞大的领土面积和人口使之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大陆型国家(continental-sized country)。“这一点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能够说明中国过去的行为，而且能够为中国未来的行为指点迷津”。马丁·雅克甚至认为，“中国广袤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所体现出的内在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中国看成几个甚至很多个‘国家’”。这个论断并没有与先前强调“大一统”的理念相冲突，而是说明，“在这种多样性之下，中国的统一的确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同时还是一个大陆”。这种多样性和统一性要求中国政府采取非同寻常的方式。最终的结果是，在这个统一的文明内部，多种体系并存;也就是，“一种文明，多种体系”(one civilization, many systems)。邓小平倡导的“一国两制”就是明证。
其四，“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体系非常特别”。在权力的分享上，中国方式与西方模式有所差别。归根结底，或许正如牟宗三所言，中国政治只有“治道”(统治者如何治理的善治)而无“政道”(客观的制度性架构)。
第五，“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类似，中国的现代化因其内部的迅速变革而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具体来说，与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过去、现在与将来并存的时间脉络中同时展开。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同时存在，这使得过去的重要性得以凸显，“鉴古知今”遂成为常态。
第六，众人皆知的事实是，“自从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不管如何，作为引领中国变革的旗手，它将给中国的现代化乃至整个世界留下深刻的印记”。
最后，与赵穗生的判断相吻合，马丁·雅克认为“中国将在未来几十年内保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双重特征”。他继续指出，“在世界主要大国之中，只有中国拥有这个独特的条件。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终的结果是，这种现代性不得不与农村相对落后的发展状况相调和，而这种调和将造成大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后果”。此外，对于“中国如何看待自身利益以及塑造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种特性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元对立”还是“和而不同”
不可否认，马丁·雅克关于中国独特性的论述在某些方面值得商榷，然而在笔者看来，他为西方学界和政界真正理解中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因为，他对西方理解中国的价值预设做出了一针见血的批判，而且他力图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对中国进行全方面的深入理解。这种理解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对其全景进行客观地考察。
如果中国真是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一员，那么西方世界应该如何做?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马丁·雅克并没有对此做出进一步的探讨，但我们可以从他的论述中找到某些线索。他指出，“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大国意味着西方普世主义的终结”。在理念、价值观和制度上，西方将不断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但它认为西方普世主义的终结并不单纯是中国崛起的结果，因为中国的崛起只是全球经济多极化和现代化模式多样化这个进程中的一部分而已。尽管如此，他明确地指出，“西方世界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即将到来”。世界将进入一个多元并存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西方国家两百年前所拥有的那种威望、合法性以及无懈可击的武力。中国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中国绝非独占鳌头。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马丁·雅克有关中国的论述其实是当代“中国例外论”的回响。当代“中国例外论”是以“新型大国论”、“仁厚和平论”以及“和谐包容论”为特征的新的国际关系例外论。与“美国例外论”相比，这种“中国例外论”的明显特色是“对干涉主义的拒绝，对仁厚包容的中和主义的追求”。如无意外，它最终将走向“和而不同”的归宿。
显然，如果西方世界纯粹从技术的层面来理解中国，即这种理解之下的“西方中心论”依然如故，那么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不可避免会产生冲突，因为这种二元对立的逻辑意味着截然不同的双方无法调和。中国的崛起是对西方的威胁和挑战。相反，如果西方世界从战略的层面来洞察中国，即在反思自己的价值预设之时以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理解中国，那么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不同并不是问题，因为在这个层面上，“二元对立”的逻辑已经式微，“和而不同”将成为双方互动的新模式。
(作者许少民为澳洲西澳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马必胜(Mark Beeson)为澳洲西澳大学温斯洛普(Winthrop)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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