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人辩论该选谁当总统的时候，中国人在辩论莫言该不该获诺贝尔奖。围绕莫言的获奖，尽管中国官方高调祝贺赞誉，民间欢欣鼓舞喝彩，但质疑反对、不以为然的声音一直不断。这既有媒体见面会上莫言和记者的交锋，更有网络上广泛的讨论争议。所有这些，让在中国曾经敏感的诺贝尔奖变得不敏感了，让原来没争议的作家变得有争议了。这就是诺奖的魅力、作家的影响、中国的特色。
诺奖风云
始于1901年的诺贝尔奖，以其历史久、奖金高、领域广备受世人瞩目。一百多年来，各个奖项和获奖者的贡献一道，对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伴随着一国内部以及跨越国界的争论。
诺贝尔奖的百年历史，刚好和中国从动荡衰落，逐步走向稳定崛起的曲折发展同期。中国人对自己的国民获得该奖，充满强烈和急切的渴望，希望以此为标志在科技、经济方面提振国力，并在政治、文化方面获得世界的广泛认可。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对诺贝尔奖的态度是积极肯定的，国内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诺奖的认识是一致的，和国际社会的评价差别也不大。这一方面是诺奖的主要奖项在科学技术方面，比较客观中性，国内外的标准基本相同。特别是屡有海外华人获得科技奖项，中国人引以为傲，更盼望早日有中国公民获得该奖。另一方面，评选、颁发诺贝尔奖项的瑞典、挪威，素有和平中立的传统，和中国的关系友好稳定，在国际上的声誉也很好。
然后到了1989年，由于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中国和国际社会在评奖的标准、奖项的导向和影响方面，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当时，尽管互联网多元舆论在中国没有兴起，但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利益，中国内部，官方和民间的观点一致，抗议这一奖项，反对外部国际舆论对此的鼓噪。
到了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流亡法国的华人作家高行健后，这一次不仅是中国和国际社会对此的评价反差很大，中国内部，官方和民间，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对用中文写作的高行健的获奖，官方主导的主流媒体在短时表达了不满和不屑后，采取了回避不报的做法。民间文人、自由派人士对此反响热烈、评价积极。但由于互联网尚未普及、中国的出版管制等原因，无论是高行健获奖事件还是他的作品，国内一般人并不知晓。就连高行健的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师生也不知道这一国际上最出名的校友，校庆校史对此也避而不提。
中国和诺贝尔奖的爱恨情结还在继续。2010年，最具轰动性的事件出现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中国人刘晓波，而他因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政府判处11年徒刑，正在监狱服刑。这一次，中国政府向挪威、向支持刘的国际舆论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和愤慨，并竭力引导国内舆论。中国民间尽管对此事件有各种看法，互联网社交媒体发展迅猛，但由于诺贝尔奖本身和获奖者名字成为敏感词，相关的讨论和争议没能充分展开。中国和挪威的关系降至最低点，中方暂停了官方互访。由于挪威盛产三文鱼，这一阶段被网民称为冰冻三文鱼时期。
最坏的时候往往孕育着变局，仅仅两年以后，中国和诺贝尔奖的关系就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当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后，官方的中央电视台第一时间给予了高调的采访报道，中共主管文化宣传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先生，发出热情洋溢的贺信，所有媒体倾力跟进。一夜之间，中国人改变了对诺贝尔奖的看法，这个奖项和获奖者不再敏感，任由人们讨论。
讨论的表现是既有喝彩祝贺，也有质疑反对。此刻正是中国社交媒体发展正酣的时候，互联网上总是说“不”的声音更大。实际上早在获奖消息发布前，关于莫言能不能获奖、该不该获奖就有大量的争论。消息确认后，随着关于莫言身份、言行及各种背景的披露，争论更趋激烈，一时间似乎是质疑占了上风。而这一次，中国官方和主流媒体，同国外的评价、国际舆论倒没有太大的冲突，反而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中国民间舆论，对莫言获奖充满争议。
争议莫言
根据诺贝尔遗嘱，在评选的整个过程中，获奖人不受任何国籍、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影响，评选的唯一标准是成就的大小。此次诺贝尔文学奖对莫言获奖的评语是：“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
看得出，获奖是针对作家作品本身的评判，而不是他的身份、职务、履历、信仰等背景。然而，此次对莫言获奖的争议，基本上围绕的是他个人，而不是他的作品。对此，莫言在媒体见面会上指出，许多批评他的人并没有看过他的作品。《纽约时报》中文网也认为，各种讨论在“道德伦理”中攻讦不休，而很少涉及到对他具体作品的深入分析。因为文学的边缘化，很多人连莫言的作品都没有读过，但仍然可以信口开河，肆意攻击。甚至有人以为莫言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作家，靠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炒作才爆得大名。
尽管有人调侃，所谓的“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就是对拉美马尔克斯等作家的模仿，加上猎奇的民俗、革命和情欲的杂烩。就是这样基于电影红高粱对莫言作品和创作风格的简单评价，在争论中也很少出现。人们热议的是莫言的体制内身份、言行和政治的关系、道德标准、甚至奖金的消费、名字的含义、相貌的丑俊。
社会转型期，人们对现实有许多不满和愤懑，一方面喜欢看“批判现实”而不是“魔幻现实”的作品，另一方面欲借助外部力量来促动现实的改变。显然，这次无论是莫言的作品，还是诺贝尔奖委员会，都不是这个路子。
于是对莫言的争议就多了起来，身份质疑：共产党员、作协副主席、体制内的作家、官方主导的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言行质疑：说过关于自由、微博的不合时宜的话、抄过政治领导的过时文稿、不该退出某个国际会议;道德质疑：在某个报纸挂名不上班、用笔名办记者证谋特权等等。
比起之前和中国人相关的诺奖的不争论或暗中争论，这次的争论算是一个进步，能满足社会多元发展的需求。但争论应有规则，关于身份，很少会有人只有一个单一、抽象的身份，特别对于公众人物来说;关于言行，不能脱离所处的国度、时代和特定的场合;关于道德，不要拔高自己、挟持别人。
获奖意义
莫言的获奖，对于国内的文学繁荣和国际的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市场经济对纯文学的侵蚀很大，网络时代的浅阅读、碎片化传播对作者和读者的思想、专注提出更大的挑战。莫言以其30年著作等身的坚持最终获奖，为国内的小说写作和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动力。
更大的意义在于国际文化的传播，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最好的助推器。过去高行健获奖，国际上认可，但由于体制外的特殊身份，国内并不认可，尽管是华语作家，却不拥有最大的中国读者市场。现在莫言的获奖，国际国内均认可，不仅鼓舞国内作家的创作，而且带动更多的作品走向世界。
莫言的作品为人们熟知源自改编的电影《红高粱》，他最终的获奖又和作品的翻译介绍密切相关。莫言的成功表明，文学和影视的结合、作品的翻译多语言传播，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可行路径。目前中国具备这样的物质和人才条件，缺乏的只是信心和突破性的进展，正好有了莫言的获奖。
国家的崛起取决于软硬实力的均衡增长。目前中国的状况是硬实力不软，软实力不硬。文学尽管不是一国软实力的主要方面，但创作的探索、作品的传播，对人道的关注、对丑恶的批判、对公正的吁求，可以形成改变政治和文化软实力的思想舆论环境。在这个意义上，莫言和许多中国作家所坚持的以人为本的创作，丰富着中国软实力的发展，而他的获奖，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好声音的倾听，也可以在更大平台上开展软实力的交流对话。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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