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推行民主，实在是因为民众的素质太低，要真民主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会乱成一锅粥。然后反对者就说了，当年美国立国的时候国民素质不见得就比我们现在高，人家如今能成为民主的楷模，为什么我们不能?
如果“素质”仅仅是指学历水平、文化水平，好像不识字就不能民主，识字了自然而然就进化到民主的状态，这实在是对民主的误解。按照通行的解释，民主就是大家平等地坐在一起，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共同管理，识不识字在这个定义里完全没有体现。道理很简单，哪怕不识字，总会知道什么东西符合自己的利益，举手划勾打圈掷豆子，这样的表决方式人人都会。只要大家都有表达自己权益的机会，不存在领导说了算的情况，民主剩下的就是坐在一起商量，散场后按照商量好的办。但是这后半部分，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可操作的民主》就是对其中甘苦的记录和总结。
《可操作的民主》有一个副标题，“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记录”，更准确点讲，应该是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译者袁天鹏，在安徽省阜阳市南塘村推广议事规则的过程，以及主要参与者的感受和反思。在民间NGO人士，也是本书附赠纪录片摄制者寇延丁将袁天鹏和南塘村兴农合作社主事人杨云标“撮合”到一起之前，杨云标正处在巨大的苦恼中。苦恼的根源，最重要的当然是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现实遇到的资金问题，其次则是这群从维权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村民，如今有着更明确的自治愿望，然而却面临着由于乡间的人际关系而导致会议效率低下，大家在一起商量事情，要么无疾而终不了了之，要么会上勉强同意会后却消极对待牢骚满腹，严重影响了合作社的正常运营。
农村自然有农村的人情，但是明明是民主讨论最后却不能形成结果，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并不是南塘村的专利。许多“反思民主”的人，之所以会赞成“适当的集中制”，说白了就是觉得民主的商议费时耗力，却往往得不到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似乎与官僚程序无异，少了点干脆直接的味道。只是民主讨论得不出结果，并不是民主出了问题，往往是讨论出了问题。“让民主具体为解决实际问题的操作办法”，这恰好是西方议事规则的初衷。在各种议事规则中，罗伯特议事规则由于条款设计更明晰，逻辑性更强，因此也是使用得相对比较普遍的一种。应该说，袁天鹏推广罗伯特议事规则，和南塘村的现实需要，有很好的结合点。但是要把这种比较复杂的程序设计向农民们推广，却并不是简单事。
且不说村民，就是寇延丁、高天以及同在南塘村的其他志愿者，远比村民更为熟悉议事规则，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也更好，却同样在书中有着跑题、没有准确提出动议等等情况出现，更何况是要将这套规则说给平均年龄达七十岁的村民听。推广者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主持人”与“领导”的关系问题。我们以往开会，往往都是“民主讨论，领导决定”，要让村民理解“主持人”不能决定结果，他的任务只是组织会议，有权威无威权，这对于任何中国人来说都有点颠覆思维传统的意思。
难度最大的，也是议事规则最精华的部分，就是程序动议。这是保证会议处理的是真正的问题、达成有效结果的关键。“动议，动议，行动的决议”，在顺口溜、小品等手段的辅助下，村民还是渐渐理解。尤其是明白了，以往因为抹不开面子不好明确反对，所以有时候就来个弃权，然而一旦遵循议事规则，弃权会导致自己的这一票无效，可能会让自己反对的决定被通过，要让自己的权益得到保障，就得有个明确的态度。万一双方难以议定，则通过程序动议来修改调整原初动议，实现让各方满意的妥协。
南塘村的村民由于长期的维权斗争，尤其是由于各路社会人士的帮助，确实比其他乡村自治程度要高，但是袁天鹏等人在南塘村推广议事规则的成功，还是足以说明民主所需要的“素质”中国农民都是能学会的。有宣传说“它昭示着中国真正民主时代的来临”，这种说法太夸张，然而从建设的角度而言，南塘的意义确实已经超过了乌坎。问题是，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城里人”反而没去学呢?
(作者为知名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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