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詹姆斯顿基金会《中国简报》编辑彼得·马蒂斯最近撰文讨论了中国社会管理工作在今后的取向。他通过分析主要官方媒体、政府智库和高级官员的讲话和文章得出结论称，中国的社会管理方式，抑或“维稳”方式，将会改变。文章如下：
在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胡锦涛所说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管理显然与改革联系紧密。社会管理和政治改革似乎将出现在即将举行的十八大的议程中，中国的研究机构正在加紧为新一届领导人的执政做着准备工作——香港《苹果日报》和《明报》在9月初报道说，新一届政府将会加强国内维稳工作。这些媒体报道意味着目前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阻碍了党的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坦率地说，这也就意味着当下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危及中国的长期发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副主任陈理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断言称，社会管理中的一些失败之处正在干扰着当今的工作大局;要促进社会和谐，既离不开改善民生，更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管理。这些失败意味着，那些在10年前还对中国发展抱有乐观态度的人如今已不敢说北京有能力继续保持社会稳定。有鉴于此，今年2月，胡锦涛牵头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重新调整了群众工作的概念，调整政府只能以适应“十二五”规划所部署的更加平衡的发展道路。
中央党校期刊《学习时报》在9月初刊发的文章《如何化解社会矛盾》重点提到了政法委的角色。提出要在化解社会矛盾上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文章也提到，中国面临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多样。社会管理和社会稳定是党目前已经在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新华社的观点则认为，新出现的社会管理问题源于民众利益的多样化——这是国家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解决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变化和动荡问题上，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战略机遇期。马蒂斯认为，新华社的这种说法意味着社会管理的改革将会被纳入到更广泛的、以党为中心的政治改革中去讨论。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表了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该报告提到了一些社会管理上一直存在的问题。虽然报告的确提到了信息审查和政治宣传，但仍然对与民生有关的各种挑战着墨甚少。这份报告以及随后出现的各种评论重点强调了城乡差距，认为城乡差距是社会管理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目前中国的较高城市化率(51%)实际上只是就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而言的，并没有考虑居民实际的生活水平。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30%，户口制度所带来的不公平程度正在恶化。此外，城乡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也局限着农村移民的发展机会。有人提出，农民工应当有权出售他们手中的土地以换取城市身份。这一建议是由一位党史研究室专家提出的个人意见。更加有趣的是，这样的观点出现在了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今年夏天的一次讲话中。
社会管理方式可能会产生变化的另一个迹象是，周永康在讲话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到了胡锦涛的“和谐社会”、调整社会管理工作。在此之前，周永康的文章和讲话中鲜有提到这些，就算有所提及，也不会放在文章或讲话的主要部分。此外，周永康还提到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路线，并提出党要在十八大前团结在胡主席周围。
马蒂斯认为，以上这些文章意味着当下政法委所领导的社会管理工作并没能缓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在网上交流传播信息的中国5.13亿网民、2.3亿流动人口，以及城乡差距这些问题显然无法通过高压手段来解决。有传言说，下一届政法委书记将不再会兼任政治局常委，由此一来，社会管理工作就不再附属于国家安全工作之下。今后维稳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的人员安排、是否成立新的机构来负责维稳工作、是否会讨论修改“维稳”的涵义、在是否及合适使用高压手段上是否会建立某种程度上的问责机制以增强官员责任心——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管理方式是否会在未来有所改变。
(栏目编译/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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