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
作者：李若建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年1月
“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冯梦龙对谣言的这种界定，放在今天来看依然非常贴切。他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谣言的特性，首先是我们听到“谣言”这个词时的第一反应：无根之语。谣言之所以是谣言，本质上就不能是根有据的，虽然谣言的传递者为了谣言的“可信度”会主动增加“出处”，让它显得有根有据。不过，这句话的精妙之处还在“街市”二字。现代的谣言几乎无一不是走上“街市”，以“一种大众话语的形式”(戴维·阿诺德)，通过迅速地大规模传播(通常也会大规模地迅速消失)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中国人在非典时期抢购板蓝根、白醋，在日本地震时期抢购食盐，无不显示出谣言的威力，同时也正是这两件事勾起了人们对谣言的病理学关注。社会学家李若建在专著《虚实之间：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的序言中说，正是非典期间的感受，让他对谣言产生了兴趣，于是才有了这本书。
李教授虽然因非典而开始关注谣言，不过《虚实之间》正如它的副标题所述，主要分析的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的两个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谣言：毛人水怪和割蛋。现在的人可能对这两个谣言比较陌生，但是在当时它们流布范围之广，造成的影响或破坏之大，都远在今日的非典和日本核辐射之上。
毛人水怪是所谓“浑身是毛，挖人眼扒人心，变化多样”的妖怪。其实这种传说一直都有，中国古典文学就不乏这样的形象，我们今天依然热衷寻找的“神农架野人”或“雪人”，除了不会像这里所谓的毛人那样带有神话的色彩，从外形上并没什么区别。大概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基础，毛人水怪的谣言在受到小传统影响最深的低素质人群中很容易找到共鸣，所以这个谣言经历的时间非常长。根据李若建的研究，毛人水怪在1946年就有出现，1949年在山东地区爆发，1953年～1954年再次爆发，影响遍及江淮地区以及周边省份。在建国之前，毛人水怪并没有明显的针对性，甚至可以说并不带意识形态的色彩。建国之后，尤其是在1953年左右，这个谣言的主要元素变得非常有针对性：政府派出(由苏联人训练的)毛人，挖取人心、人眼等，送给苏联造原子弹。而且毛人大多都化妆成政府派出的干部。出于对毛人的恐慌，谣言传播所及的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干部被群众围攻甚至误为毛人而杀害的案例。
由于毛人水怪的谣言造成的破坏非常大，以至于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曾明确发出平息谣言的指示。当时平息谣言的办法放在现在来看，确实有些过激，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不过阶级斗争式的各种批斗会甚至是现场公审，客观上还是起到了消弭谣言的作用。从这个角度，割蛋谣言造成的影响以及最终得到消除的方式，几乎与毛人水怪没有区别。所以，李若建在总结这些谣言的特性，指出它们的实质是社会结构发生比较大的调整时，群众“对权力的恐慌和不满”。把李若建的这个分析倒过来，我们会发现消除这两个谣言的过程，其实正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渐加强社会控制的过程。这就让我们想起孔飞力在《叫魂》中的结论——最近出版的许倬云《大国霸业的兴废》与此相似——1768年出现在清朝的妖术大恐慌实质上体现的是整个社会机构出现了沟通上的问题，权力无法准确有效地抵达社会最底层。这大概也是这两个谣言从产生到传播到最后消失带给我们的启发。
不知道是不是孔飞力所提到的谣言中传播者大多为僧侣等流动性较强的人这一点给李若建太深的印象，所以他在这本《虚实之间》也反复提到河工、商贩、走方之人在传播毛人水怪、割蛋谣言时的重要性，并将它上升到谣言的普遍性构件。问题是，在非典、日本核辐射的谣言中，难道也会有流动性人员的身影?这么说可能有些冒昧，虽然李若建很完整地将这两个本身就很有意思的谣言梳理清楚，但是在上升到谣言的普遍性质时，他的分析或者是过于缺少理论的穿透力，或者是太看重那几本外国学者研究谣言的著作。“谣言潜在的所要表达的东西比其提供的表面消息更加重要”，这些谣言已经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作者为知名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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