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日，广州白云区，在机场高速黄石南入口的天桥底下，有长约百米的铺砖路面设施(CFP)
“广场、车站、港口、码头、人行天桥、体育场馆、剧场、公园、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无人员乞讨、露宿。”8月10日，广东佛山出台《佛山市城市容貌标准》，禁止乞丐在公共场所出没。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该《标准》的起草单位，该局执法科工作人员称，乞讨属于“不文明”现象，有损城市形象。
无独有偶，早在今年7月，网友发帖称，广州白云、天河有多处天桥和高架桥底浇筑了密密麻麻的水泥锥。记者向多部门了解广州水泥锥事件，却没有部门“认领”。有工作人员表示，过去桥底聚集了太多的流浪人员，市政部门为防止安全隐患，在桥底建了水泥锥。
附近街坊称，这些地方曾经有流浪汉聚集，自从有了水泥锥，他们就被迫迁走了。市民对桥底浇筑水泥锥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作为城市的管理部门，应该宽容对待流浪汉，采取人性化的管理方式。
一个城市所体现的善意，也许并不在于地面上那些宏大建筑的高度，也不在于报纸上那一个个铅字印刷的惠民工程拨款数字的大小，它可能像排水系统一样，从来没有机会见天日，或者微小到在这座巨大的城市中，不值一提。它往往在不经意之间被某些冰冷的政策刺伤得体无完肤。
美化市容为何点燃社会情绪?
在广州等地的天桥底建水泥锥防止流浪人员留宿后，佛山禁乞新规再次引发争议。对此，有学者认为，作为城市的边缘人，乞丐时常在评价一个城市的市容市貌时，被拿来说事，针对这部分人群的管理也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不可简单粗暴地对待。
上世纪大萧条年代，美国曾动用军队坦克驱赶华盛顿的流浪者，此行为当时得到了城市居民、报纸舆论和总统胡佛的支持。多年以后，很多人再回头去看那段历史，都认为那是美国的耻辱，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佛山市委党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教授认为，乞丐是城市化的自然现象，即使是在文明程度发达的部分西方国家也屡见不鲜。城市如果太要面子，过多地追求外在形象，要求公共场合一律无乞讨人员，会显得城市管理缺乏人情味，也间接切断了行乞者的收入来源，剥夺了其谋生手段。笼统地出台管理文件，在规定的可行性和合法性上还有存疑之处。“对乞讨者的管理尤其必要，但要掌握合适的尺度。政府可以考虑设立‘禁乞区’，在不影响交通安全、社会治安等情况下，不应限制行乞者的活动范围。”这位副教授表示。
9月15日，江西南昌新建县西山镇举办庙会，庙会工作人员为了避免外来香客被一些不法行乞者欺骗，在庙会门口建了50米长的救助点区，全部用铁栅栏将行乞者围住，在栅栏外放一个碗接受香客施舍。对此，有的香客表示能够理解，有的香客则认为有失妥当。
媒体评论称，任何人都没有随意对合法公民实施“铁栏圈禁”的权力。假如“自愿”可以成为“铁栏圈禁”的理由，那么这种做法必然带来泛滥或灾难。与此同时，“铁栏圈禁”的做法，也必然带来一种不言而喻的公示或羞辱意味。它在客观上形成了对于这一群体的展示，并且是通过将这一群体与大多数公众隔离开来的方式，在公共话语体系中形成了一种分裂或差别。“铁栏圈禁”无异于一次对尊严的暴力、对情感的侮辱、对文明社会以及法治精神的叛离。
此事尤须值得追问的是，“铁栏圈禁行乞者”是政府行为，还是庙会组织方的擅自作为?显然，公权力机构既不能以羞辱的方式对待乞讨者，也不能对这种羞辱乞讨者的行为袖手旁观。即便是庙会上有假行乞、真行骗的人，地方相关部门也应通过正常的执法手段加以治理，而不能以侮辱人的方式，建立一个看似“秩序井然”的环境。
去年大运会前夕，为确保大运会安全，深圳警方开展“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100天里共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据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介绍，这几类人员包括群众举报有现实危险者、涉嫌吸毒者、涉嫌卖淫失足妇女、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员等。
每当某地有类似制度出台的时候，都会掀起一场争议，但并不妨碍城市管理者们赶走乞丐或者他们认为有碍市容的人群的决心，城市管理者们似乎患上了权力洁癖。其实与乞丐相比，这些城市管理者在自己短暂的任期结束后，因调离、升迁而离开这座城市，他们反而更像是过客而非城市的主人。但他们出台的制度所留下的伤痕，则需要所有人去弥补。
一个城市的文明进程，并非取决于这个城市表面妆点得如何精致、美观，而是在于这个城市的精神内涵是否以人为本，厚德载物。如果对待乞丐、流浪人员及所谓的“高危人员”缺乏应有的包容之心，那么所谓的美根本无从谈及。问题是，管理部门宁愿一刀切式地简单粗暴，也不愿多花时间和精力加强劝导和管理。这是典型的懒政思维的表现。
除了罚款还有什么?
8月24日，武汉市武昌大东门公交车站发生令人唏嘘一幕：一名农民工扔烟头被市容监督员捉现行。捡起烟头后，执法人员仍要秉公执法罚款50元，情急之下，农民工双膝下跪求情。该场景被网友拍照，上传至微博，一时引起波澜。
一个城市需要干净和整洁，但更需要温情与温度。这里的温情与温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相关服务与设施建设要符合人性化。比如有人乱扔烟头，其中固然有乱扔者素质的问题，那么又是否有城市管理者服务不到位、相关设施建设不到位的情况，比如是否在街头设置了相应温馨提示，是否配置了足够的专供人们扔烟头的烟灰缸等;二是法不容情，但法又外乎于情理。面对农民工下跪，应该首先考虑顾全他的尊严。坚持罚款和“就让他跪”的冷漠，让一座城市失去了她本该有的温暖与温情，成为一个死气沉沉的钢筋水泥围城。我们建设的，显然不是这样的一座城市。
今年8月以来，在湖南省邵阳市街头，每隔一段距离就能看到手套红袖套、脖挂标志牌的“市容环境监督员”。他们手拿一叠罚单票据，不时对过往违规违章行人、车辆进行劝导、罚款。据了解，其中，8成罚金提成给监督员。此种“执罚经济”备受诟病，而当地城管部门把执法权“外包”，让这些“来路不明”的市容监督员去纠违罚款，并且公然给予罚款额的80%作为回扣，可以说是把“执罚经济”推向了极致。
8月31日，《深圳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首次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根据条例规定，乱吐、乱扔香口胶渣、纸屑、烟头或者其他废弃物，将被责令清理并处200元罚款;在禁烟的公共场所吸烟，罚款500元;一年内3次以上违反规定，将被处以1000元以上罚款。
时下，一股处罚之风盛行于许多城市的街头。凭靠“以罚代管”罚出来的“文明卫生城市”，其含金量有多高、生命力有多强，就值得人们去玩味了。更重要的是，以罚代管，罚懒了政府的行政思维，罚冷了公众的心，罚出了执法乱象，也罚出了官民之间的隔膜。因此，城市管理者不在自强素质、提高执法水平和公信力上下工夫，却贸然将管理权对外发包，请“马甲”执法，实在不是好主意。从小处讲，折射出了某些城市管理者的懒政行为;从大处讲，可能会造成更多的执法乱象，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弱势群体是否得到重视与关心?
现在城市里的盲道比几年前多了很多，看起来是为失明人士提供了更多方便，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盲道断头、被占用或设置障碍等等，常常让盲人们步履维艰。重庆市残联维权部主任刘明亮告诉记者，盲道等无障碍设施的建管缺陷，使得盲人们出行极为不便。“盲道有问题时，一些部门会选择推诿，到头来，盲人们都不知道该去找谁。盲道被占，是城市管理的‘盲点’。”曾参与盲道维权的市民李先生说。
在盲道的尽头立一根水泥柱子，在盲道上停车摆花，占用盲道做买卖，甚至用黄色的油漆画一条假“盲道”……这些事情一再发生。在一个城市里，无论是盲人还是肢体伤残人士总是占少数，但他们是最需要得到这个城市的照顾和帮助的人群。在城市道路规划建设中，盲道是必不可少的设施，一个城市的盲道是否通畅，能客观反映这个城市对盲人在内的弱势群体是否重视与关心，也能体现出城市管理者的水平高低。
“盲道等无障碍设施的建管涉及城乡建委、市政委、公安局等多个部门，有的还涉及居民小区，执法权、监管权难以落实。更大的难题是，市民并没有认识到盲道的重要意义，各自为政、占用盲道。”刘明亮呼吁，相关部门要厘清权责，加大宣传力度，落实处罚措施，让更多的人关心盲道等无障碍设施。
为给残疾人创造一个无障碍环境，国家《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本条例所称无障碍环境建设，是指为便于残疾人等社会成员自主安全地通行道路、出入相关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交流信息、获得社区服务所进行的建设活动。根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规定，视障乘客可携带导盲犬乘坐地铁、公交车，但必须出示相关证件。
在发达国家已经越来越普及的导盲犬，对于中国普通民众来说还是新生事物。贝蒂是在济南服役的导盲犬，在此之前，它带着主人陈欣外出时经常遭遇公交车和出租车拒载。9月1日，陈欣带好各种证件来到公交站。最终仍被公交车司机制止，他表示未接到通知，只能执行先前规定。第二天，记者联系到济南公交相关人员，他告诉记者，司机判断有误，新法规出台了，公交公司愿意执行新规，公交车允许导盲犬上车。“先前拒绝狗上车，是担心乘客不接受，激惹导盲犬被误伤。我们呼吁乘客相互理解，给予残疾人更多支持和理解。”
更多市民认为，导盲犬是特殊犬(工作犬)，有了乘车“通行证”是对盲人的尊重，在具体实施中应该更细化，在尊重盲人的同时兼顾到其他乘客的利益，营造更加和谐的公交秩序。法律所制定的规则体现的价值并不是自其实施那天起就能立竿见影地实现，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普通市民对于新法的不理解甚至浑然不知。徒法不足以自行。
因此，真正值得反思的是，立法主体在制定新规则后，有没有很好地开展普法宣传工作，以增加民众对导盲犬的理解，消除民众与导盲犬之间可能存在的担忧或芥蒂。如果没有进行有效地宣传，新规则自然不为人所知，更无法深入人心，何谈实施;另一方面，立法主体有没有与新规则可能涉及的相关单位进行良好沟通，向其明确释明权利、义务，有没有要求其建立起新的配套制度来配合新规则的开展。如果没有进行有效沟通，新规则自然难以得到相关单位的配合与执行。
不“走路死”是城市的底线
8月29日，羊先生路过四川都江堰快铁站时，脚下的钢化玻璃突然破碎，羊先生跌入地下停车场，而另一名好心路人试图施救时也随之跌落，所幸两人并无大碍。事件引起了人们对钢化玻璃地板安全性能的担忧。
8月12日，杭州市上城区河坊街口的牌坊突然倒塌，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6月17日，为保护5个月大的女儿，谢先生被高楼上坠下的石块和玻璃碎片砸中，不幸遇难。2009年7月26日，汉口解放大道博学仕府门前，18楼墙面水泥装饰条突然坠落，砸中路过此处的彭某，彭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进入2012年，仿佛真应了好莱坞灾难大片《2012》的预言，长沙、北京、上海、西安、杭州、合肥、广州、沈阳、南京等地频繁发生地陷现象。对于频繁出现的地面塌陷事故，专家认为，脆弱的城市管线和大规模“地下建设”才是事故频发的根本原因。
最极端的地陷事故发生在2008年11月15日的杭州，风情大道地铁施工致路面坍塌75米，下陷15米，造成17人死亡、4人失踪、24人受伤。想必还有人记得，今年早些时候走路时跌入塌陷的大坑全身99%被烫伤、最终不治身亡的杨二敬。这些繁华而巨大的城市，从不缺少鳞次栉比的高楼，也不缺少引人注目的统计数据。可身处其间的市民似乎很难体会到同样的骄傲与幸福：生命在这里变得如此脆弱，地陷引发各地公众的恐慌情绪，网友用“步步惊心”来形容当下城市路面现状。经历一场大雨，甚至连迈出行走的步伐，都变得如此危机四伏。
(编辑组稿/毕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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