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龙应台写过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她在文章里说，面对违背法律、道德、社会秩序的行为，为什么就能隐忍沉默，情愿做牺牲者与受害者?20多年过去了，同在台湾的一位作家写了完全相反的一本书，叫《中国人你为什么爱生气》。
20年的时间，中国人的脾气为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不生气”走向“总生气”的极端，我们的社会究竟怎么了?
“公交掌掴门”背后还是个人修养欠缺
8月23日，杭州的那起“公交掌掴门”，很多媒体都以现实版的《搜索》来形容。
当天下午1点多，杭州的K192路公交车从武林小广场出发，开往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行至登云路口站时，上来了一对年轻男女，貌似夫妻，女人怀抱婴儿。两人走到车厢中间位置，一个瘦小的年轻小伙子坐在那里。当时，司机连按了几遍车厢广播提醒让座，小伙子只是偷偷看了几眼这对年轻男女。到和睦新村站，后排有人下车，女人抱着孩子坐了下来。丈夫与小伙互看一眼。这时发生了惊人一幕，那个“丈夫”抡起了胳膊，连扇小伙子5个耳光。两站路后，这对夫妻就下了车。而小伙子一直呆呆地坐到终点站，中间只有一位老奶奶递过去一张面巾纸。那天下着雨，他没有打伞，淋着雨走了。此事在微博和网络上持续发酵，引来关注目光无数。有自称是“小伙子的朋友”的网友爆料说，小伙子本身腿不大好，回家后哭得很伤心。
更让人震惊的是，“公交掌掴门”在各地纷纷上演。在济南，年轻的妈妈因为没人让座竟然扇出了巴掌;在兰州，丈夫打了不让座的乘客，妻子怀中的孩子吓哭了，妻子教育孩子，“别怕，没素质就得被打”……
此起彼伏的“掌掴门”开始让舆论反思，中国人的脾气为何越来越坏了?在这数起“掌掴门”中，“扇耳光”者总是摆出一副“代表月亮消灭你”的姿态。公交车上不让座、挤公交时随意插队，这些行为固然不对，但试图以“暴力”的姿态去拯救文明和道德，是不是更不道德?不让座和插队，好歹还属于道德范畴的事，动辄扇耳光，已涉嫌违法。用违法的行为去对抗不道德，结果更为恶劣。
如今，走在大街小巷你会随时感到“坏脾气”喧腾无处不在，动不动就爆发得没有任何征兆，相互偶尔触碰就会引爆无休无止的争吵，甚至为一点小事就大打出手。
从事媒体工作的丁先生说，龙应台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书中所指的“生气”，那是血性之怒，是体现社会责任感的，是为社会不公而怒，为权利而起;而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国人的“生气”，大多是“匹夫之怒”，有的甚至纯粹是为了发泄，为了显示肌肉，而且往往朝着比自己更弱小的人发怒，或者做一些没有任何风险的事。同样是“生气”，“匹夫之怒”怎么能和“血性之怒”相比?
“朝着比自己更弱小的群体发怒生气”似乎已经成了一种社会惯性，不过大多数人其实也知道，这压根拯救不了公序良俗。假如公交车上被扇耳光的小伙子不是文弱书生，而是同样的暴脾气者，说不定小小的座位便会酿出一桩血案。
越来越多的国人成了“愤怒的小鸟”，太多的“坏脾气”其实还是个人修养不够的问题。
弱小群体成了“坏脾气”的承受者
去银行办业务，队伍排得太长了，人们便开始焦躁愤怒，银行柜台为什么不能多开几个窗口，为什么VIP客户总是优先?路上堵车了，“路怒族”们便开始狂按喇叭，为什么总是一堵再堵，城市管理者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生活的城市好好规划一番?候车厅的检票口开始进站了，乘客你推我搡拥挤不堪，为什么不能早点检票，是不是总要看着乘客拥挤的狼狈心里才舒服……
“坏脾气”为何总是轰向自己的“同类”或者比自己更弱小的群体?顾客其实都知道，银行效率低下这不是柜台工作人员能解决的;乘客也都清楚，航班延误也不是空姐造成的，但最明显的后果是，这些比自己更弱小的群体，成了“坏脾气”最直接的承受者。
同样从事媒体工作的刘女士认为，社会公众身上“怒气”的积累，恐怕不仅仅是个人素质的问题。刘女士在工作中经常接触一些读者投诉，很多时候都是鸡毛蒜皮柴米油盐的事，小得让当事人都觉得没必要上报纸。可是为什么还要找媒体?因为没人解决，因为解决不了……“权益受损而无能为力，冤枉和愤怒，彼时可能压抑下来，但早晚要寻求突破口。那些‘坏脾气’怎么来的，有这方面的原因也说不定——不满在前，发泄在后。”刘女士说。
为什么要和银行前台的工作人员发脾气?不向他发脾气向谁发?银行的高管我又看不见?对于大多数银行顾客来说，这是“常识”。如果社会是公平的，有讲理的平台，可能就会消除很多冲突。因为说理的平台没有搭建好，积聚在个人心中的怨怒最终聚集成了社会戾气。
1990年出生的吴艳春在东莞市找工作，不想遇到了黑中介。为讨回被骗的300元，他将中介员工刺死。当求职者被黑中介欺骗时，他没有更多的资源或者能力来为自己求得公平，于是选择以暴力的方式终结同为弱者的中介员工的生命，以慰藉内心的愤怒。
在日本，据说有一次高铁停运两个小时，人们局促在狭窄拥挤的车厢里默默等候，有的人读着报刊、书籍，有的人轻声交谈。没有一个人为此抱怨，因为他们心里想的是，犯错只是一种偶然，不是一种常态，是可以宽容的行为。
如果这样的情景发生在中国，恐怕众人不等到半个小时早就戾气勃发、高声开骂了，因为在中国，类似“错误”都不是偶然的。哈尔滨的路面今年8月份一塌再塌，北京的暴雨中淹死了人，石家庄暴雨中电死了人，当“走路死”都成为一种可能时，一旦遇上相似的社会事件，指望社会公众“宽容以待”，无论如何都是很困难的。
必须承认社会戾气以及个人坏脾气的背后有着各种社会不公的影子，当我们的权利总是莫名其妙被侵犯又找不到说理平台时，勃然而怒也正在被一部分舆论所接受。
8月27日上午，湖南省邵阳市自来水公司发生纵火案，造成3人死亡，4人烧伤。邵阳市委宣传部对外公开通报称，纵火是公司内退职工石某因不满公司未同意招收其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已安排进公司工作)进公司工作，冲入会议室，对正在开会的公司党委班子成员泼洒汽油并点火所致。
已经有一个子女在自来水公司就业，却仍然有这么大的不公平感，原因很可能一是她个人的要求实在是太高，超出了公司的承受能力;二是和公司其他人比，感觉自己得到的还是太少，因而怨愤难消。
邵阳自来水公司的这起纵火案烧出了垄断企业在招人用人方面的一些真相。但是让人喟叹的是，大火后，网友的反应大多不是谴责行凶者，而是狂呼“该烧死他们”。石某虽然杀了人，但在一些网民看来这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背后可能有更值得关注的腐败。当社会戾气弥漫，一些人的是非标准、善恶标准已经扭曲到了何种程度?这其中蕴含的危险倾向，或许比血案本身更可怕。
尽管有各种不公，尽管那些坏脾气者自觉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极端暴戾情绪的发泄，直接伤害的可能是周边的人，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坏人”，但最终受害的是整个社会。邵阳惨祸告诉我们，只有普遍的公平、普遍的正义、普遍的权利，才能驱散我们那种无处不在的戾气和焦虑，才能把一些网民颠倒了的是非标准再颠倒过来。
不受监督的权力惯坏了官员的脾气
去年9月，“最牛咆哮哥”走红网络。河南省项城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刘建立，因其孩子的座位问题，醉酒闯入项城二中校园，面对周围师生的围观，咆哮叫骂约一个小时，被网友称为“最牛咆哮哥”。该事件被网友曝光后，刘建立已被免去行政职务，调离人大机关，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刘建立的“坏脾气”是从哪里来的，一句话，权力惯出来的。近年来，颇有一些跋扈的官员，被挂到互联网上示众。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一语惊人：“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兰州市城关区旅游局原局长张德礼怒斥市民：“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局长!”葫芦岛市建昌县政法委原副书记钟继详，跟记者通电话时威胁：“小心你的小命!”……扭曲错位的权力观公然“脱口秀”，种种“官员雷语”让人震惊之余也迫人反思。
不止是官员，官员的“坏脾气”甚至还会“世袭”。现实中，那些“拼爹”的、叫嚷“我爸是局长”的，皆因家里平时骄横惯了，在工作中、电话里对下属或下级咆哮成了家常便饭，或者遇到麻烦以权压人，咆哮一番占了上风。于是，“我爸是××”开始不断推陈出新。
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人一旦自大起来，就会目空一切，也越发希望别人“尊重”自己，希望被人仰视，希望高高在上，否则就会变脸，就会自报家门，炫耀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权力缺乏监督的社会里，官员及其家属的“坏脾气”爆发得越来越频繁。一些官员自以为有权有势，天然地高人一等，众人都应或回避或逢迎。他们习惯了被仰视，用老百姓的话说，平时走路都恨不得横着走，别人稍有怠慢，就感觉受到奇耻大辱一般，就会自报家门炫耀职务地位。
当权力难被监督时，官员的脾气自然会越来越坏。
“愤怒的小鸟”如何过上“不上火”的生活
中国人的脾气并非一直这样坏。上世纪20年代，国人的脾气竟然好到连来自大洋彼岸的大哲学家罗素都感动不已，说他从泰山挑夫的微笑中领略了中国文化的魅力，看到中国人的性情，并由此反省人生和幸福的真谛。罗素的说法或多或少有溢美之嫌，但传统中国人身上那种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范，确实曾经在大洋彼岸有教养的人心中引起过强烈的共鸣。这种风范的背后，是几千年的周孔教化所孕育的一套人生哲学和人生态度。
现如今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官员，动辄“怒发冲冠”，中国人丢失了曾经的“恕道”。“愤怒的小鸟”如何过上“不上火”的生活?9月初，人民网评的一篇文章同样提到了社会戾气，文章说，要想消除戾气，迎来祥和，我们每一个社会角色都得负起该负的责任。决策层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各级官员要遵纪守法，为民表率，尊重社会管理的规则意识。百姓也要兼顾公民应尽的责任与该当的权利，不能耽于本能冲动而拙于理性表达。不如把打架的力气省省，多读几本书。如果社会弥漫着追逐物质、崇尚暴力、不屑读书的风气，肯定会日益与“高贵、力量、优雅和美”绝缘，挡住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途……
中国人，还能找回曾经的温文尔雅吗?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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