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初，日军大举进攻缅甸。为了保卫当时唯一的西方援华交通线滇缅公路，国民政府组建了下辖三个军、兵力达十万人的中国远征军从云南出国作战，援助英军保卫缅甸。中国远征军的主力包括了当时国民党军中最精锐的由杜聿明指挥的第五军，以及孙立人指挥的新三十八师。然而，中国远征军主力入缅作战一个半月之后，即1942年4月底，日军攻占中缅边境重镇腊戌，彻底切断了滇缅公路;缅甸保卫战失利。此后，由于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经过一个半月奋战之后筋疲力尽的远征军主力不得不翻越野人山，从小路撤至印度(部分撤回国内)。远征军在战斗和撤退中，损失惨重，伤亡人数超过了2/3，并且放弃了包括坦克和装甲车辆在内的大量重型装备。日军则乘势攻入滇西，占领了包括腾冲、龙陵和芒市在内的怒江以西的大片中国领土。
70年来，中国史学界在叙述缅甸保卫战时，都将英军的不堪一击，及其对中国远征军的不信任和不合作视为导致中国远征军作战失利的重要甚至是首要的因素。从双边军事合作以及同盟作战的角度来看，缅甸保卫战当中，中英两军未形成合力，确实是失败的案例，但如果把合作失败的原因都简单化地归咎于对方，则可能产生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不利于总结己方的经验和教训，二是难以通过换位思考等方法，对这一历史事件加深理解。
中英在缅甸保卫战中的军事合作，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并且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两军在人员、装备、作战理念方面的差异、战区和战场环境等。由于中英两国之间互信不足，两军之间差异巨大，对彼此的认知都关注消极方面，对于缅甸保卫战缺乏准备，中英两军在缅甸保卫战中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战区指挥机构，在作战当中也鲜有协同，大体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没有实现有效的整合资源，发挥出同盟作战的优势。
政治互信的缺失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中英关系受消极因素的影响，互信较低。自从二战在欧洲爆发，尤其是1940年法国陷落之后，英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欧洲、北非等战场，对于中国抗战的关注和支援都非常有限。时任中国大使的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指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舆论并不十分支持中国抗战，一些人还对日本抱有同情。1940年7月到10月间，迫于日本的压力，英国甚至关闭了滇缅公路，对于中国的抗战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虽然成为盟国，但在一些问题上还是激烈争执，例如，日本进攻香港之后，香港的地位问题，以及中国对于印度独立的同情，蒋介石到印度访问时会见甘地，都是英国极力反对的。
在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这一问题上，双方在政治层面对彼此都有担心。英国担心中国军队在缅甸的存在会鼓励缅甸独立运动。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英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与中国进行的防务协商中，希望中国军队在日军进攻缅甸时，向印度支那方向出击，以牵制日军，而非直接入缅作战。印缅英军统帅魏菲尔说：“英帝国的领土应该由帝国军队，而非外国军队来保卫。”1941年12月底，日军向缅甸发起攻势后，英方也只要求中国派一个师入缅;直到1942年1月底，英军在缅甸南部连吃败仗，遭受重大损失，仰光危在旦夕之际，才正式请求中国远征军主力第五、六两军入缅接防。在接到英方请求之后，蒋介石担心英军在作战当中歧视或者牺牲中国军队，于是向英方要求中英两军分区布防和作战，并要求英方必须单独安排在缅中国军队的供给。直到双方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蒋介石才正式下令远征军主力入缅。
由于政治因素的制约，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被一再推迟。由此产生的后果是，1942年3月7日，在远征军主力开进途中，仰光就被日军攻占。当时的仰光是缅甸唯一的港口，而且印缅之间不通公路，仰光的陷落意味着驻缅盟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物资匮乏;对于中国而言，援华物资无法继续海运至仰光，再经滇缅公路运抵中国，保卫缅甸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此外，远征军推迟入缅，出现“一到达就接防，一接防就战斗”，没有时间熟悉防地和布防的困境，在火力占优势的日军面前，更加艰难。
两军的差异
缅甸保卫战的中英两军，无论是在装备和人员构成，以及作战经验和作战理念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成了双方在短时间内熟悉和相互理解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一大障碍。
中国远征军当中虽然包括第五军和第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这样在中国军队中属于作战经验丰富、装备相对精良、人员素质相对较高的精锐部队，但也有第六军第四十九师和九十三师这样的一般部队，以及第六军暂五十五师、第六十六军新二十八师和新二十九师这样由新兵补训处改编、装备和作战经验都缺乏的战斗力较弱的部队，其中有的士兵在参战前三天才领到枪，连实弹射击训练都没有进行过。此外，无论是一般部队还是新组建的部队，士气都不高，第六军在驻扎云南期间，还出现过士兵集体哗变、绑架军官、携枪潜逃的情况。
应该注意的是，即使是第五军这样的精锐部队，其装备和英、日军队相比，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且人员素质也并非十分过硬。第五军一个师所装备的步兵武器数量，只比日军一个联队(相当于团)所装备的数量略多，炮兵与日军同级部队相比，就完全处于劣势了。就人员素质而言，第五军这样的部队，同样存在着逃兵和缺额的问题。第五军最精锐的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在缅甸作战期间的日记中抱怨，他的部下对于布防一无所知，一切都要他亲自过问。
虽然中国军队已经和日军交手多年，经验丰富，尤其在守城方面，但并没有太多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而且，中国军队在国内作战时相对熟悉的“纵深防御”战法，在己方兵力缺乏，日军完全掌握主动的缅甸，也难以奏效。此外，中国远征军对于缅甸的作战环境，尤其是热带丛林非常生疏，而日军为了准备南进，已经对于丛林战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在进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战役中，取得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因此，在缅甸，中国军队的作战经验及战法和日军相比，完全处于劣势。$nextpage$
驻缅甸的英军主要由英缅第一师、英印第十七师、以及第七装甲旅组成。和中国远征军相比，英军重装备多，机械化程度高，但也由此产生了对于公路和汽车的依赖。此外，英军步兵主要由印度人和缅甸人组成，而军官是英国人，这种人员构成方式，和中国军队完全不同。就作战经验而言，英缅部队战前的任务主要是殖民地内部的治安，战备程度比较低;而英印部队和装甲部队在二战爆发后，都基于欧洲和北非战场环境，以德、意军队为作战对象，进行编组和训练，一些部队也在上述战场取得了实战经验。然而，英军在这些战场进行的沙漠和平原机动作战，与缅甸的热带丛林战场环境完全不同。
在缅甸保卫战中，中英双方都是基于自身的情况来认知对方，导致了理解的缺乏。英军认为中国远征军装备太差，第五军这样的部队也仅仅等同于英军当中“没有炮兵的弱旅”。在英军看来，第六军这样在敌人面前一触即溃的部队，就不应称为军队。英军对于中国将领为保存实力，不让重炮参战的做法也提出批评。大多数英军高级将领对于中国军队的战法也不以为然。曾经参与指挥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缅甸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认为中国军队试图在缅甸重复长沙会战的计划，十分可笑。
中国将领也不断指责英军不会守卫要地，一旦有日军迂回到侧翼或后方，面临被切断补给线的危险，英军就立刻后撤。再者，很多中国官兵认为，英军士兵多为印度人和缅甸人，他们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并且受到英国军官虐待，所以这些部队士气低落，没有战斗力。此外，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从英军手中接防同古并在日记中记载，英军与日军在缅甸交战两个多月，对于后者的番号、部署和行动依然一无所知。因此，中国军队从上到下都认为英军战斗力非常低下，极不可靠。缅甸保卫战期间，蒋介石在与史迪威的一次谈话时说道，虽然英军在缅甸还有一百余辆坦克，但他宁可把他们忽略不计。
对指挥权的争夺
在缅甸保卫战中，盟国地面参战部队由中英两军组成;美军则没有派出作战部队，只有史迪威和手下的一些参谋军官。因此，中英两军由谁指挥，成为了双方争论的焦点。
英军认为，缅甸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在缅甸作战的一切盟国军队都要服从英国将领的指挥。1942年年初，作为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的第六军一部入缅时，蒋介石对此并没有明确反对，命令第六军入缅后接受时任驻缅英军司令胡敦的指挥。然而，随着英军在缅甸的不断失利，战局不断恶化，蒋介石对于英军愈发不信任，无意把之后入缅的远征军主力交给英军将领指挥。3月初，魏菲尔经过反复的交涉，才征得蒋介石同意，将第五军的先头部队部署到同古。仰光陷落后接替胡敦的亚历山大很快就发现自己在作战当中，无法指挥中国远征军，4月中旬不得不飞赴重庆和蒋介石交涉。蒋介石告诉亚历山大，他有权指挥中国远征军，但是所有的作战命令必须征得蒋的同意后，中国远征军方能执行。
同时，蒋介石还希望借助美国来与英军将领争夺缅甸保卫战的指挥权。他多次向盟国领导人罗斯福和丘吉尔建议让史迪威担任缅甸盟军的总指挥。蒋介石对于史迪威并不信任，虽然委任他指挥中国远征军，但却通过手令和电报等方式直接向远征军的军长和师长发布作战命令，并没有赋予史迪威实际的指挥权。因此，蒋介石并非真心希望史迪威指挥所有的驻缅盟军，只是想通过史迪威和英军将领争夺缅甸保卫战的指挥权：如果史迪威成为缅甸盟军最高指挥官，蒋不仅能够掌控中国远征军，还能通过史迪威对于英军施加影响。然而，英国方面对于史迪威印象不佳，认为他是一个没有作战经验的情报军官，并不胜任大部队的指挥，拒绝了这一方案。
因此，在缅甸保卫战期间，中英双方对于指挥权的持续争夺，使得两军一直没有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联合指挥体系，协调彼此的部署和作战。
协同不足，各自为战
中英两军的差异和互不信任，联合指挥的缺失，最终导致了两军在缅甸保卫战中各自为战，协同不足的局面，并没有发挥同盟作战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优势。
仰光失陷后，中英两军在缅甸战场各有打算。英国军队由于之前遭受严重损失，所以希望通过后撤与日军脱离接触，将作战部队重新编组，获得喘息的机会。同时，因为仰光失陷后，英军无法得到更多人力和物力方面的补给，没有在缅甸继续坚守的决心，但也并未打算立即撤往印度，总体而言，没有明确的作战目标和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英军希望入缅的中国远征军主力能够迅速南下到缅甸中部接防，以缩短战线，让一部分英国部队能够撤下来重整。蒋介石则希望将中国远征军集结在缅北重镇曼德勒周边地区，以逸待劳，反对远征军主力迅速南下，在纵深防御体系没有建立的情况下，与日军交战。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蒋介石命令第五军第二百师到同古接防，却坚持将第五军主力配置在曼德勒周边。这一折中的部署并没有给双方带来太多收益。远征军第二百师在同古虽然英勇奋战十天，但很快就陷入重围，而远在曼德勒周边的远征军主力却无法及时南下增援。3月30日，第二百师突围，同古陷落。英军虽然在把同古防务移交给远征军之后，得到了短暂的喘息，但3月28日，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发起反击，牵制日军，以援助二百师。英军的反击以失败告终，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在同古陷落后，远征军又制定了平满纳会战计划，准备凭借平满纳的坚固防御工事消耗日军后，发起反击。这一计划并没有考虑到英军战线的变化。4月中旬，在日军压迫之下，英军继续后撤，远征军在平满纳的右翼暴露，同时日军五十六师团也突破了第六军在缅甸东北部的防御，穿插到远征军后方，这些变化不仅使平满纳会战化为泡影，而且也导致了中英联军在缅甸战线的全面崩溃。到4月下旬，两军都决定实施总撤退。
除了在计划和作战目标上缺乏协调之外，中英两军作战部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也十分有限。英方拒绝了中国军队提出的双方互派联络官的请求，只同意向中国作战部队的军、师一级派出联络官，但不允许中国军队向英军作战部队派出联络官。中国军队也不希望和英军交往过密。据美军史料记载，第二百师到同古和英军接防时，美军军官建议杜聿明让英军不要立即撤离，以掩护二百师布防，但杜聿明却要求英军换防之后马上离开。此外，虽然远征军入缅之前，从云南的大专院校和机关单位中征召了一批英文翻译，但人数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驻缅英军同样缺乏中文翻译，这也阻碍了双方的交流和沟通。
中英两军唯一一次相对成功的协同，是孙立人指挥的新三十八师于4月18日到19日在仁安羌发起进攻，打破日军包围圈，解救英缅第一师的作战。在解围作战中，新三十八师得到了英军坦克和火炮的支援，双方把兵力和火力优势结合起来，使作战得以成功。然而，除了仁安羌战斗这一特例之外，总体来看，中英两军在缅甸保卫战中，各自为战，缺乏和盟军协同作战的意识和动力。几次迫于政治压力的应急性协同，不仅打乱各自原有的作战计划，而且多以损兵折将、失地后撤而告终。这种情况下，盟友不是财富，而是负担。
缅甸保卫战中，面对兵临城下的强敌，中英两军虽然成为盟友，处在同一个战壕中，但却并没有成为携手并肩战斗的战友，并未真正形成合力，优势互补，协同抗击日军。双方军事合作的失败，给了日军更多的可乘之机，最终将中英联军各个击破，占领了缅甸全境。
然而，中英军事合作并不是缅甸保卫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中英两军对于缅甸战场战备和投入都不足，在兵力上和火力上对日军并没有形成绝对的优势，在战役指挥和战法上则更逊于对手，使得中英两军屡战屡败，自顾不暇。不仅英军在日军攻势面前束手无策，中国远征军的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很多部队，遭遇日军攻击时，同样一触即溃;日军则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势如破竹。
缅甸保卫战失败后，中、美、英同盟从备战和协同方面都吸取了教训：一方面，各方都投入了可观的资源，在印度组建了中国驻印军、在云南组建了新的中国远征军，英军驻印部队也扩编为第十四集团军，这些部队不仅齐装满员，而且苦练丛林战等适应缅甸战区作战环境的战法;另一方面，各方在作战计划上也加强了协调，制定了得到三国领导人批准的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1943年末，反攻缅甸的战斗打响，中英两军仍然承担了主要的地面作战任务，从不同方向陆续出击，密切配合，步步为营，使得占领缅甸的日军首尾不能相顾，于1945年春取得了反攻缅甸的胜利，洗雪了缅甸保卫战失利的耻辱。
(作者为剑桥大学博士候选人，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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