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与栗原家族签署“购买”钓鱼岛的协议，消息一出，海峡两岸政府强硬回击。大陆的海监船和台湾的海巡船进入钓鱼岛海域，宣示主权，虽然两岸并没有统一，但是在捍卫主权问题上却有高度的默契。虽然目前中日关系几乎降至冰点，回首百年历史，在“中华”的旗帜之下，两岸政府共同应对日本的挑战，这是百年中国取得的重大进展。从1912年到1945年的30多年间，中日关系一步一步走向战争，关键在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时差，然而，正是在战火中，中华民族浴火重生，踏上了世界大国的跳板。甲午战争以来反转的东亚格局被颠倒过来，30多年的中日博弈似乎可以为一个拨乱反正的时刻，而今，中日力量对比的演变便是这一时刻的延续，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更需要反思百年中日关系。
东亚盟主易位
1912年中华民国走上历史舞台，亚洲第一共和政体就此诞生。从中国政治的演进而言，这的确是一个新的时代，但是从中日关系而言，这标志着力量失衡的延续。当中国从一个农业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时候，日本已经基本完成了近代化，并且向军事化迈进，此时，“军部”已经成为日本政治中的重要力量。日本的军部力量的膨胀与中国国内政局的混乱，不仅造成了中日关系的失衡，也造成了东亚国际格局的畸变。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几乎瓦解了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秩序，中国在东亚的地位一落千丈，但是日本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坐上东亚盟主的交椅。新兴的日本面临着英、美、俄、法等西方国家的掣肘，“三国干涉还辽”就是例证。1904年的日俄战争则终结了俄国在东亚的扩张，胜出的日本成为东亚潜在的盟主，至少在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日本便处心积虑地强化在东北地区的控制能力，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增加了在东北的驻军，关东军已成规模。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局并不稳固，这给了日本以可乘之机，几次国内战争，背后都有日本的影子。一战爆发之后，欧洲列强忙于内斗而无暇关注远东，日本以向德国宣战之机出兵山东，试图冲破“门户开放”原则，独自控制中国。
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日方要求袁世凯守口如瓶，但是中国的外交官顾维钧则将内容透露给了美国公使。美日之间的矛盾在日俄战争之后便开始了，当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调停日俄战争，其目的在于保持东亚地区的均势，日俄两国相互制衡。随着一战的爆发，日本在中国独大，尤其是《二十一条》让日本的目标暴露。中国政府采取了拖延战术，并将美国拉入其中，1915年5月9日，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签下了修改后的条约。作为深谙外交之道的陆征祥而言，只能叹息弱国无外交，经过“五四运动”的冲击，他的背上烙上了“卖国”二字，也成为他一生的十字架。
《二十一条》是中日地位倒转的一个界标，长期以来，日本处于东亚华裔秩序的边缘，而今，经过改革之后的日本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的核心国家，而代价则是中国的四分五裂。袁世凯死后，维系政权统一的强人不再，北洋系内部纷争不断，内阁更迭令人眼花。1917年，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参战，而日本在两年之间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14500万日元借款，日本在中国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强化。
一战结束之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但是中国的合理要求并没有得到答复，一个战胜国连不平等条约都不能取消，国际正义何在?正基于此，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是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迥异于传统中国的文化身份的新的认同正在形成。以学生、工人等为主体的城市阶层成为民族主义的拥护者。与此同时，日本在中国独大的地位也让美英等国感到担忧，华盛顿会议便是“约束”日本在东亚霸权行为的一次会议，也是实现东亚国际格局再平衡的尝试。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外交官施肇基提出了十原则以捍卫中国的主权，虽然中国的要求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并且发出自己的诉求。华盛顿会议逆转了日本在中国的主控地位，建立了维系中日关系的国际条约框架，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主权。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川岛真在《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一书中阐述道：“中华民国前期外交，可以认为是一种重视主权、国界和国际法的正规外交，对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反应敏感，致力于主权的收回与维持，并确立了对外来干涉反应过敏的外交形态。”中国在华盛顿会议的表现便是这一特征的反应。
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都可以分为两个维度：内部主权主要看一个政府有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北洋政府几乎是个摆设，王国斌认为，“在1927年之前，北京政府与这些省级政府的差别就在于它更多的是处理对外关系，而对国内事务缺乏影响力。”外部主权，中央政府是中国的合法代表，而国际社会也愿意给中央政府以“名分”，但是外交失败则会让中央政府进一步失去对内统治的合法性。1922年，中国出现了两个“中央政府”：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内部主权进一步涣散。同年，日本军方人士公开呼吁给予军人参与政治的权利，这预示着华盛顿会议所框定的中日关系难以维系下去。
战争，时间竞速
直到1927年，北伐战争之后，中国内部主权才有了一个统一的政府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战争是对日本在华地位的冲击，尤其是北伐军越过长江向北方进发。中国的统一战争是改变中日关系失衡的根本性力量，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与新政府的建立让中日进入一场时间竞赛。
1928年，张作霖败给北伐军，在返回沈阳的途中死于日本人的谋杀，日本人希望东北陷入混乱，从而趁势加强日本在东北的控制力。令日本人失望的是，张学良不仅顺利继承了父亲的权力，还稳住了东北的局势。更令关东军不满的是，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张学良“归顺”了南京政府。东北将在政治、经济上整合到统一国家框架之下，而日本心目中的“满蒙”只是中国的一部分了。日本人在东北地区苦心经营的铁路、矿山、农田将受到冲击。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来了，日本资源短少，受经济危机冲击很大，日本文官政府应对危机不力，军队的势力进一步膨胀。南京政府建立之后，经济民族主义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建立一体化的民族经济体系是重要的目标。1919年建立的关东军已经成为东北地区举足轻重的势力，关东军与东北军之间的摩擦不断，1931年接连出现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九一八”则揭开了关东军全面占领东北的序幕。
九一八意味着中日进入“生死时速”。日本关东军在中央政府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发动战争，而中央政府则“事后追认”，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意识到，这一事件不仅是对日本国内政治结构的冲击，也是对华盛顿体系的挑战。虽然内阁会议决定“不扩大”事态，但是关东军以及军内中坚官僚并不遵从政客的决议，军内少壮派不仅主宰了军部，而且也逆转了军政关系。
日本单方面占领东北之后，第二年便建立了“满洲国”，关东军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角，而新的日本政府默许了关东军的做法。日本国内政治的畸变为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而此时，中国政局刚刚稳定，国民经济百业待兴，担任实业部长的陈公博倡导经济民族主义，而没有国内的稳定，经济发展便无可依靠。面对日本的挑衅，国民政府不得不忍让，主张对日强硬的宋子文被姐夫孔祥熙取代。中日之间有限的缓和被土肥原贤二等人的“华北自治”所打破，日本进一步蚕食华北，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日妥协已经不得人心，与此同时，日本发生“二二六兵变”，军事已经压过了外交。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外争主权已经成为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前提，1937年，“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对决的序幕。八年战争，中国损失惨重，但是也完成了一次最广泛的民族主义动员，构建起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框架，踏上了民族复兴的起点。
民国30多年间，中国一直以残破之主权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即便在抗日战争中也出现了几个傀儡政权。中国之颓势源于主权之破碎，尤其是国内主权之孱弱，内部主权涣散无力必然会引致外部纷扰不断。当下，两岸政府在“保钓”议题上集体发声，是悲，还是喜?
(作者为吉林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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