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县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坐标”性人物，其思想对当时和后世的中国人、特别是对近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梁的一生跨越了晚清和民国，曾领导、亲历或目睹了那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中几乎所有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讲，梁启超的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缩影。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世界风云变化、中国命运转折的时代，梁启超思想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对中国、对世界以及对二者之关系的重新思考。这些跨时代的、极具变革性的思考，借助任公卓越的影响力继而又深深影响了当时和之后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成为如今我们在思考中国人的世界观时不得不追溯和探求的重要历史和思想渊源之一。
那么当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西方列强在世界民族国家的残酷竞争中来势汹汹的大环境下，梁任公究竟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呢?
传统
有学者指出，就哲学层次来说，支配传统中国人世界秩序观的是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理想，但就政治层次或一般层次来说，这种传统世界观是为中国中心论所支配的。在梁启超的著作里，几乎没有他对于如上中国传统世界秩序观的直接看法和态度，但是他为数不多的对于古代或者传统意义上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论述似乎从侧面印证了上述论点。
梁启超在《爱国论》里这样写道：“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称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从这段短短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认为近代与西方世界接触前的中国实际上视自己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至少是自己所在区域的中心。“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称其为国”，于是那时的中国人自然也“不以平等之国视之”。在传统的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中国是卓然独立于天下的;然而在梁启超眼中，产生这样看法的“历史事实”——由于周边“无国”，于是“不自知其为国”——反而造成了中国人缺乏对外的竞争意识和对内的爱国情怀。
在19世纪，随着国际环境现实的改变，传统的中国中心论的世界秩序观逐渐被西方国家在东亚的扩张所摧毁。然而，在哲学和意识形态层次上这依然没能完全撼动中国人自古就有的“天下一统”的观念。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和谭嗣同的“仁—通”世界观便是这种观念的代表。但是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做出了不同于他的老师和同辈的选择，这也是他具有历史预见性的体现。在1902年前后的新民思想中，梁已经展现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虽然还不能抹去康有为“大同”理想世界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但是任公已经根据现实世界政治的发展调整了自己的认识——梁启超对于他所在的时代里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看法已经与数千年来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大不相同了。他的思想充满了现实主义的色彩。
现实
无论是出于被迫还是主动，梁启超这代人早已经抛弃了“天朝上国”的迷梦，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里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是残酷而险恶的。但是与那些哀伤“国之必亡”的人不同，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的梁启超认为这种世界局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竞争所主导的。竞争必然激烈而残酷，但中国的选择绝不应是坐以待毙，而是应当自强新民、应对竞争，谋求自己的进步和发展。
在1899年的《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中，梁启超对于其时代世界各国的竞争力做了如下评说：“世界竞争之运，至今日而极矣!其原动力发始于欧洲……而遍于全球”，“今者移戈东向，万马齐力，以集于我支那。”在文中，任公把欧洲各国在亚洲势力范围的面积和人口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回顾了欧洲人纵横世界的历史步伐。他认为由于欧洲的生产力日盛，而急需解决生产过渡之患，所以开美洲、印度、澳洲和非洲，但都不能满足，“于是皇皇四顾，茫茫大地，不得不瞵其鹰目，涎其虎口，以暗吸明噬我四千年文明祖国、二万万里膏腴天府支那”。西方列强的全球扩张和对中国的致命威胁已经清晰地呈现在梁启超的笔下。梁格外关注经济层面，他认为中国与经济力量远胜于己的西方列强进行着一场生死竞争，这种性质的国际冲突是中国需要面对的主要对外课题。
任公曾于1899年著《瓜分危言》一文。这是一篇详细的中国对外形势报告，分析了英俄为首的西方列强的国内情况、经营东方的情况、对中国的态度以及与各国交涉的利害。特别的，梁启超单辟一节“论无形之瓜分”。他认为虽然列强对于中国的“有形之瓜分”尚未到来，但是欧洲人对中国实行“无形之瓜分”已经由来已久，涉及铁路权、财权、练兵权、用人权以及“借地并订约某地不许让与他国”等条目。任公认为这种无形之瓜分“更惨于有形之瓜分”。
面对残酷的外部竞争形势，梁启超区别了“外竞”和“内竞”两个概念。他最为关注的是他称为“外竞”的国际间竞争，而不是被称为“内竞”的一个国家内部的竞争。他认为一社会或国家必须和外部竞争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积极进取地向外部扩张，一种是消极防卫外部的侵入。当时中国的外竞应该是第二种情况。而梁认为为了外竞，必须对内竞加以控制和调节，因为为了外竞，最重要的不是内竞，而是内部的秩序。外竞是梁注意力的核心，对它的关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于内竞及国内政治的态度。
面对险恶和不利的外部环境，中国应当如何在竞争激烈的世界中生存乃至谋求进步与发展?这是梁启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对于具体的外交事件和双边甚至多边的对外关系都提出过很多富有建设性的见解。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时局的转变，那些具体的外交战略和政策建议也许都不再富有现实意义;但任公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竞争激烈且不利于我方的外部环境的总体思想，仍值得今日的我们重新思考。
总体来说，梁启超倾向于用现实主义的思路来考虑中国该如何应对外部环境。“实力”无疑是一个国家在竞争中取胜的关键。梁启超心中的实力，不再限于他的前辈们所关注的器物和制度层面，而已经上升到整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和思想的高度。
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中，梁启超直接表明“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竞争也”，面对西方列强欺我之势，他告诉国人“以国民之力，抵他人国民竞争之来侵，其所施者当而其收效易易也。”于是乎，“国民”，而不是经济实力或者军事力量，成了国家竞争的关键。在梁启超代表作《新民说》的《叙论》中有如下表述：“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新民之道，包括树立公德之心、形成国家和民族概念、有进取冒险的品格以及权利和自由的思想等。虽然新民思想的内容实有关内政，但也同样有关乎外交。任公断言：“自16世纪以来，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所磅礴冲激而成。”
我们切不能曲解梁启超口中“民族主义”的意思。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持续高涨是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民族”、“民族主义”、“爱国”、“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等概念显然构成了其中最基本的话语系统。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概念先后都是由梁启超第一个提出来的。梁启超把民族主义定义为“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梁启超认为本来民族主义是具有和平自治的含义的：“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如果按此观之，那些奉行民族主义的西方发达国家本不应该对于中国有侵犯之心;打算采取民族主义的中国即使日后强大了，也不应该对他国有非分之想。但是任公笔锋一转，“正理与时势，亦常有不并容者。”他认为竞争导致优胜劣汰，于是当民族主义发达至极、已经没有继续增进本民族之幸福的空间时，便会把“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别国，于是有了欧洲列强和其他国家交往中所遵循的“民族帝国主义”。
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梁认为要抵制这种不断扩张的民族帝国主义，除了发展中国的民族主义之外，别无他途。在早期，任公对于“亡国亡种”的深切担忧不免使他的思想过于极端和激进，表现为他一方面谴责和声讨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侵略和瓜分，另一方面又会在一些文章中畅想未来中国称强于世界的情景。例如在1899年的《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中他写道：“他日能有实力以开通全世界者谁乎?即我中国人种是也。”因为在梁看来，这些都是竞争和进化的需求使然，不进则退，不强则弱，而民族主义在他看来无疑是在竞争中取胜的不二法门。
未来
梁启超对于未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设想要分“近期的未来”和“远期的未来”两个时间段来讨论。近期的未来，在任公眼中是可实现的、现实主义的、现在应该为之努力的;而远期的未来，则是在近期不可实现的、理想主义的、现在可以畅想的。任公对近期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想法更多地来源于他所在的时代西方对中国的冲击，而对于远期未来的想法则更多地体现了传统中国世界观在他身上的印迹。
在近期的未来，梁启超对于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将强”。“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但是，梁启超主要从人种、文明程度和神秘的“地运”来论证中国必将强大的原因。这种“将强”的信念在梁的很多著述中都有体现，流传最广的可能是极具鼓舞力的《少年中国说》。其中梁启超对于未来的中国究竟能有多强大的描述给几代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任公心目中的未来中国不仅要国智、国富、国强、国独立、国进步、国自由，还要“胜于欧洲、雄于地球”，“其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同样，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体现了梁启超早期思想中充满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一面。虽然未来的世界格局必然与往日的中华帝国时期有所不同，但在梁眼中，中国仍然必将成为世界权力格局中最重要的一极。甚至有时候，早期的梁启超抱着强烈的民族情绪也会口出如下狂语：“北米与澳洲，今为白种人殖民地之区域，南米与非洲，他日必为黄种人殖民地之区域。无可疑也。谓吾不信，请观其后。”这样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是我们在认识梁启超时所不应该忽略的。
梁启超对于近期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想法是激愤并带有冲突性的，但是对于更远的未来，乃至理想的世界，梁的看法依然是温和和协调的，并表现出“世界主义”的倾向。虽然他最终与他书写《大同书》的老师康有为分道扬镳，但是在梁思想的最深层，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念并没有受到根本冲击，例子便是他关于在远期的未来世界大同的思想。虽然有学者指出梁到日本后终于逐渐反对天下大同理想而认同民族国家立场，但笔者更倾向认为这两种思想在梁的身上矛盾地结合到了一起。
为了新民、教育中国民众要有“国家思想”，梁启超曾在《新民说》之《论国家思想》中论述道，“大同”世界“若脱离理想界进入现实界”则遥不可期，即使可以实现，因为破坏了国家间的竞争——竞争之最高潮，于是将使人类复归为野蛮。然而，这更应该被解释成梁启超对于近期的、可以预见的未来所做出的一种具有目的性的假设;其目的是鼓励国民打破陈见，树立新式的民族国家思想。而更多的时候，当谈到终极的理想世界时，富有中国传统色彩的南海先生三世说中的“大同”境界依然被梁启超所向往。在颇具民族主义情绪的《论中国之将强》中，梁启超写下了对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期望：“忍大辱、安大苦、发大愿、合大群、革大弊、兴大利、雪大耻、报大雠、定大难、造大业、成大同”。可见尽管雪耻、建业都是民族未来之路，但是“成大同”依然是一个对中国人至少是梁任公富有感召力的终极理想。在梁启超生命的后期，告别了政治舞台并游历了欧洲之后，他在《欧游心影录》之《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中写道：“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因为人类全体才是‘自我’的极量”;“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设了”。这样的胸怀似乎已经不是出自原来那个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的梁启超了。
任公从接受康有为三世说的大同理想，到高举民族国家的大旗，再到充满公益之心地谈论全体人类的福祉，经过了一个螺旋上升的思想轨迹，所以决不可轻易下定论说梁启超此时的言论是要让中国称霸、输出自己的文明来带领整个人类达到福祉，因为他曾在论述中清楚地表明了未来领导世界的是一种新文明，这既不是中国自己的文明，也不是来自西洋的文明，而是二者“化合”起来的更好的文明，能“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这是一种更清晰而真实的“大同”，任公也提出了实现它的道路：“让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负上四分之一的责任”。这于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也不乏启发和警醒。
(作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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