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行政垄断横行、经济管制泛滥、政府官员腐败、社会管理能力低下等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吴敬琏所指出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正面临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下，本该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出谋划策、齐声呐喊的时代，人们听到的发出独立声音的学者却寥寥无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正当这个社会的发展进入至为关键的时期，知识精英阶层却拿不出长远发展的基本国策，在事关社会公平的重大问题上也没有声音;技术官僚层并不考虑也没有能力考虑这一类的宏观问题。”在人们期望知识分子站出来说话的时候，知识分子们却保持了可悲的沉默。雷海宗先生不无讽刺地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质疑，这些一言不发的“知识分子”是否称得上是“知识分子”?
中国传统上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主张以“道”自任，是“士志于道”的躬行者，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追求。正如宋朝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代以来，真正的知识分子也一直被视为是具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勇于承担社会义务和道德责任，能够超越现实追求理想，关注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苦难的人。定义知识分子的依据不在于职业，而在于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所维护的价值以及他们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刘易斯·科塞提出，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鲍曼也提出，“‘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和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以此来衡量，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语就变得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当下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首先，这种现象根源于职业化和专业化分工。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导致生产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于是出现了学者职业化的现象。学者被当作一类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和其他职业相较，在性质上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他们的脑力劳动关注更多的也是提供服务，创造经济价值，而不是推进思想进步，这使得知识分子逐步丧失其生命力。知识分子应该以旁观者的角色观察世界、以实践者的角色体验世界，从而发展其思想。一旦知识分子湮没到这种社会分工中，就被固定在了某一特定环节，看到的只是局部，任何整体都消失了，只能孤立地理解社会现象，孤立地对待各种事实，孤立地研究各门学科。这就导致许多所谓的专业人士和专家，用越来越不被社会大众理解的技术化和专业化的术语，献身于狭窄的专业领域。他们的见解往往局限于他们的专业，换句话说，他们可能拥有专业知识，但常常缺乏文化，难以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更广泛的公共话语。
此外，职业精神所提倡的价值和行为方式与知识分子所应崇尚和遵循的价值和行为方式并不一致。知识分子发出的声音不会考虑权贵的感受，更不会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知识分子的工作一旦职业化，就会失去独立性，由于各方面的顾虑而丧失掉探讨重大社会问题的潜力，因此，也难以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
其次，这种现象根源于文化工具主义风气的影响。真正尊重知识的时代，知识分子是因知识本身受重视，而不是因为他对社会有用才受重视。知识分子追求的真理，可能是与当下的现实生活毫无联系的，甚至看起来是杞人忧天的一些东西。知识分子需要生产的不是迎合顾客口味的文化快餐，而应该有更高远的价值追求。但近年来，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中，文化工具主义风气开始蔓延。
在知识分子层面表现为，一些知识分子仅仅把知识和文化看作谋权、谋利的手段。他们或出卖自己的意志自由以换取舒适的生活，或放弃维护社会的良知为利益集团代言，或丢弃理想和道德追逐荣华富贵。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独立感让位给了要求获得机构的肯定和承认。作为专业人士和专家，他们的权威不是建立在他们思想的品质之上，而是建立在号称具备专业知识的各种头衔和名目之上。评价知识的客观标准也逐渐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实用性成为知识和文化的仲裁者。为了具备实用性，为了得到更多公众的接受和认可，知识和文化不得不一再放低身段，去努力迎合最低标准的公众思维能力，甚至不惜将意涵深远的内容肤浅化、世俗化、娱乐化，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知识分子地位和权威的下降。
第三，这种现象根源于体制的束缚。托洛茨基1937年就曾尖锐地指出：“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原则所代替。”当权力在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时候，可以决定知识分子生存和命运的时候，权力自然就会对知识分子形成一种巨大的无形压力。知识分子就会在压力下或作妥协状沉默不语，或作屈服状顺着权力说话。当思想和文化只有通过官方认可和审查才能进入公众视野，它就往往包含着一个潜在可能，即迫使思想和文化进入屈从奉承官方意识形态的状态，这样的思想和文化从本质上讲已无独立与自由可言。
黑格尔说：“一个民族需要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不只是注意自己的脚下”。中国需要真正的知识分子，需要那些独立于利益之外，为国家与生民呐喊的人，需要那些对国家、民族、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表现出深切关注的人。那么，如何破除阻碍真正知识分子成长起来的各方面障碍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第一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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