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获得通过，全国率先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等第一批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投石问路”。由此，改革开放的大幕真正拉开。相较于其他经济特区，深圳以其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敢闯敢试”的开拓精神、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成为了国内改革开放的风向标和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窗口。深圳还敲响了新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张股票，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新观念，创造了GDP年均增长20%以上的“深圳速度”，单就城市建设和经济活跃程度而论，如今的深圳对于香港也不遑多让。而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甚至中西部地区的全面崛起，深圳特区的神奇光环似乎正在慢慢淡化，加之深圳本身也遇到了资源环境和发展方式瓶颈、改革创新动力下降等限制，若没有新的突破，特区之“特”可能就要名不副实了，连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都担心深圳“燃烧岁月的激情越来越淡漠”。
“杀出一条血路”
从最初的意义来说，深圳特区的实质就是打破计划经济，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和具体途径，承担着为社会主义“正名”而“杀出一条血路”的重任。对照1980年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里面几条关键性的突破：保护产权、鼓励办厂经商、给予税收优惠、提供相关政府服务，这些“特殊权力”在现在看来已不足为奇，但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给那些在计划经济下习惯了一切国有、吃大锅饭、参加集体劳动、凭票供应的人以极大的思想冲击的同时，也给压抑许久的中国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激情和才华打开了一道窗口。
回忆起那个年代，用“激情燃烧的岁月”来形容恰如其分。设置特区的直接动因，在于发生在宝安县(深圳前身)的几次大规模“逃港”事件，社会主义中国的穷苦人民冒着尸陈大海的风险出逃到资本主义的香港，宝安地区十室九空，军队和警察的“严打”已然失效。事件震惊了中南海，邓小平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没有人民生活的实质改善，光有价值口号是不行的，甚至连价值口号本身也会崩溃。好的政策和体制本可以使“近者悦，远者来”，而我们当时号称“优越”的体制，不仅远者不来，连国民都逃之夭夭，已经岌岌可危了。当时的情况，正如小平同志说的，“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和更早些时候，小岗村18位村民为秘密土改立下“生死状”的情形何其相似!那时候的改革，面临的可谓是生与死的抉择，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生死皆可置之度外，因此，充满“改革的激情”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一腔热血的年代已经不再了
穷则思变是人之常情，富而思变则殊为难能。现在情形早已今非昔比。一方面，深圳受益于“特区政策”带来的资源集中效应，获得了30余年的飞速发展，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普遍基本确立的情况下，深圳的政策优势在客观上已经大大缩小，即便特区政策在有些领域仍然存在，其边际效应也已大大降低。另一方面，深水区的市场经济改革与正在固化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紧密结合，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步都必然触及更为根本的社会和政治体制，都可能遇到制度惯性和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其难度越来越大，牵扯面越来越广。这也是为什么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不认同近年来改革锐气下降的看法”，说“如果当年改革仅仅需要勇气，今天改革还需要智慧”的原因。
改革的客观难度有所增大，但不得不说改革的激情也确实有所淡化。2010年深圳特区30周年之际，完全由民间自发评选出的“深圳十大观念”包括“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十大观念的核心精神是效率、实干、敢闯、开放和包容，正如深圳市委宣传部长王京生所说：“这集中反映了深圳党员干部和市民群众的精神奋斗史。”现在的人们总结起这座年轻城市的开拓者们的精神，依然可以感觉到其中的热血和激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一种莫可名状的落差感也弥漫在这种由敬意与缅怀交织的复杂情感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或许正是城市精神流逝的危机感，迫使人们用这种精神铭记的方式表达对传承改革的呼号!
特区还有没有改革的空间?
是否真如有人所说，深圳的发展水平已然很高，突破空间不大?或者受到人口、土地等资源瓶颈的限制?从笔者获得的数据来看，深圳现有人口891万，是纽约的49%、东京的63%、首尔的84%、伦敦的1.2倍、香港的1.2倍、新加坡的1.8倍、台北的3.3倍;土地面积1953平方公里，是台北的7.2倍、首尔的3.2倍，新加坡的2.8倍、香港的1.8倍、伦敦的1.2倍、东京的90%、纽约的11%。但是，深圳2009年GDP只有8201.23亿元，折合美元大约1200亿，人均GDP只有大约1.36万美元，地均GDP只有大约0.61亿美元/平方公里。深圳的GDP总量只有东京的4%、纽约的4.5%、伦敦的17%、首尔的45%、上海的55%、香港的57%、新加坡的68%、北京的69%、广州的90%、台北的95%。从人均GDP看，深圳只有东京的6%、纽约的9%、伦敦的15%、台北的28%、新加坡的38%、香港的45%、首尔的54%。从地均GDP看，深圳只有东京的4.4%、台北的12.7%、伦敦的13.8%、首尔的13.9%、新加坡的24.4%、香港的31.9%、纽约的40.1%。显然，无论从发展条件，还是发展水平看，深圳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空间都是存在的。
最近几年，人们(包括官员和官媒)更习惯于用“特区”或“深圳特区”来指称“深圳经济特区”，称谓上的细微差别，其实反映出人们对深圳的期望早已超越经济层面，希望它能进一步成为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先锋和试验田。邓小平虽然当时说过“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说)，但他在更多的场合表达过，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深圳经济社会结构的率先变革，势必让它成为进行政治改革的理想场所。
2009年，国务院通过《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其改革定位已不限于经济领域。温家宝当时说：“国务院批准了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支持深圳在改革发展中先行先试。”然而，这份深圳“特区”的总体改革蓝图用语高度概括，企图面面俱到而导致重点并不突出，这和1980年设立特区时集中以打破计划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形成鲜明对比，如今中央核心领导层对深圳进一步改革的鼓劲和支持同当年邓小平的大声疾呼更是有云泥之别。方案中改革的范围与措辞均未突破政府工作报告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基调，大胆一点说，甚至将总体方案中的“深圳”二字换做“上海”、“江苏”、“天津”、“湖南”等其他地区均无不可。如此一来，不仅深圳的职能部门不知改革该从何处突破，连外界也要怀疑，改革措施与其他地方无异的特区是否还称得上是“特区”?所以王荣不同意深圳改革精神淡化的说法，认为改革缺乏更高层的有力支持似乎也并非没有苦衷。广东的很多领导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时候讲过，广东很想搞“自我革命”，想要真正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一个小政府大社会。但他们的改革受到很多中央部委层次的阻力，所以汪洋说要去中央“上访”，去和部委沟通。
所谓“先行先试”其实就是一种改革的特权，改革说到底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央要“放”，地方要“闯”，放要有眼光和魄力，闯要有胆量和锐气，伴随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央和地方之间原有的政治平衡势必被打破，中央“放权”、地方做大之后，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找到新的、制度化的平衡，有赖于宪制的进一步改革。
除了勇气，更要有真正的政治家
从来没有一片坦途的改革。
特区设立之初，还有人以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太多了，天要塌下来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当时最大的阻力是思想上的禁锢，而如今的改革还要触碰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是要得罪人的。当时，“发展”(实际上主要就是经济发展)的口号是压倒一切的，也是可以凝聚人心的，但如今的诉求已经多元化，“公平”和“参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样的改革，复杂和困难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当年，改革的目标和含义是很清晰的，那就是改革经济体制，加快把经济搞上去。而如今，改革的含义变得模糊起来，所谓“深圳要先行先试”可以有多种不同解读，是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还是率先启动社会体制、行政体制改革，乃至在政治体制领域进行某些改革试点?在深圳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温家宝总理曾说：“特区要不断探索新模式、创造新经验，努力完成新时期赋予的新任务。”似乎并未特别限定深圳的“改革创新”领域。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则曾在不同场合强调，希望深圳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当好排头兵，用语上的严谨似乎反映出汪洋对某些动向的有意回避。
当年，邓小平为了打消人们思想的顾虑，鼓动大家改革的激情，反复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当年的改革，打破就是胜利，需要的是勇气和激情。而现在的改革是一种完善和建设，更需要眼光和智慧，这要有真正的政治家。原始的激情和渴望改变的勇气固然有质朴的力量，足以摧毁思想上的禁锢，却无法构建更高的善。真正的政治家懂得规划一个更为得体的制度框架，他不会为某些所谓的“客观条件”所限制，更不会以为没有时机就是没有机会，相反，他应看得到潜在的危机和发展前景，应出于对公共利益的高度责任心和作为政治家的荣誉感，做出有历史前瞻性的重大选择，并以坚强的意志将它实践。这种呼吁看起来如此的不可靠，甚至比“重燃改革激情”的呼吁更不可靠，但若我们没有这样的政治家，大概也再没有人愿意冒着风险“摸着石头过河”了。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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