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
世界上反对凯恩斯的人很多，但大概只有在中国，反对凯恩斯的人会把他说成是个骗子。
这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理论争鸣方式——若不同意谁的观点，就要把谁彻底批臭。我认为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而且凯恩斯主义政策也无益于当前中国经济调整，为了增强说服力，我就要把它说得学术上一无是处，说它是相当于“地心说”一样落伍的伪科学，甚至压根儿就是“忽悠”、就是“毒药”，因此必须“彻底抛弃”、“彻底埋葬”。
“大师”不足惧，“诺奖”不值嗔。在抨击理论异见的时候，某些中国学者充满了识破骗子的道德优越感和智力愉悦感。
“克鲁格曼有什么贡献?他讲了一个国际贸易中的规模递增效益，除此之外就是纽约时报上的专栏文章。”一位中国非常著名的经济学者在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轻蔑地说，“民粹主义的学者网上点击率可以，治学也就拾凯恩斯的牙慧而已，如克鲁格曼之类，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专栏作家能得经济学奖，国内以抄抄写写讨生活的学痞们也就有了希望。”
“比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他虽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市场的认识却很肤浅。”另一位中国非常著名的经济学者，对新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的学术水平也很不“感冒”。
斯蒂格利茨在邹恒甫教授最近成天显摆的那个世界学术排行榜上排第一位，克鲁格曼则是第十七。后者在2008年获诺奖时，几乎一向站在凯恩斯主义对立面的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社评，题目是“克鲁格曼获诺贝尔奖当之无愧”。但在中国同行眼里，他们竟然就是不学无术的混子!
“总而言之，奥派和芝派比较靠谱。其他的经济学基本都属于科幻小说。”这些中国学者批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武器，大多来自于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和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哈、弗两位也确实跟凯恩斯主义斗争了一辈子。但是，他们却远远要比其中国私塾弟子们尊重对手，从没把凯恩斯经济学当做“科幻小说”。
“虽然我仍然不同意凯恩斯的观点并与他有过白热化的辩论，但我们却保持了最好的私人友谊。并且，就他作为一个人而言，在很多方面我都对他怀有极高的敬意。”复旦大学韦森教授在《哈耶克与凯恩斯》一文中转述过哈耶克晚年的这样一段话。二战期间，为躲避德军轰炸，哈耶克就在凯恩斯家“跑反”。
而且，凯、哈之间在学术上也并非总是截然对立。据韦森教授介绍，在凯恩斯的“论文”发表后，尽管哈耶克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全面批驳，但仍然客观地指出凯恩斯“论文”要比他的《货币论》要好。钟祥财研究员也提到，凯恩斯曾致信哈耶克，对其代表作《走向奴役之路》一书大加赞赏：“依我之见这是一部完美无瑕的书，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感谢你如此恰如其分地道出如此迫切地所需要说出的话。你不会指望我接受书中全部有关经济学的权威性断言，但是在道义上和哲学上我觉得自己差不多赞同其全部观点，不但赞同，而且深深为之感动。”
作为新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克 鲁格曼，同样也对弗里德曼充满敬意。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虽然本文认为弗里德曼在某些问题上是错误的，有时候对读者不诚实，但是作者认为他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伟大的人。”
我们没有尊重对手的气度，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绝对真理、全部真理。在绝对的真理面前，所有的讨论都是多余的。不同意我们观点的人，要么是骗子，要么是傻子。跟骗子和傻子，还有什么好讨论的?扒他的皮，洗他的脑，就是最仁义的选择。
哈耶克的有些中国信徒，活跃在媒体的财经时评栏目，被戏称“国奥”(“中国奥地利学派”之意)。他们最痛恨的中国学者是理论上不够“自信”的秦晖教授，认为他立场不鲜明，老是“既要……又要……”地“捣糨糊”。在他们看来，弗里德曼的下述名言肯定就是一盆标准的“秦晖式糨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又都不算是凯恩斯主义者。”他怎么能说自己既是“鲜花”又是“牛粪”呢?
1998年，美国150位经济学家投票评选“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得票第一，弗里德曼第二。弗老竟然没有公开表示“耻与为伍”、“耻居凯后”，在“国奥”们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有的“国奥”人士，干脆把弗里德曼跟凯恩斯一起“埋葬”。当茅于轼在美国获奖的消息传来，一位美女时评人就在网上嘲讽道：“弗里德曼自由奖颁给茅老再贴切不过了，他们有个共性，都披着自由主义的皮，贩卖社会主义的货。”
慢慢地，被“埋葬”的已不止是对手，而且还有原来的“同志”。天天宣传自由放任理论的陈志武，因为赞成工会罢工权，被薛兆丰痛责。一直在报纸上开专栏批判斯蒂格利茨的薛兆丰，因为赞成政府的一项管控措施，被昔日粉丝怒斥为“法西斯”。近年来发表反凯恩斯主义言论最多的许小年，说了一句“没有人认为市场是万能的”，也被“国奥”小将们讽刺：看，凯恩斯主义的尾巴露出来了吧?
这般论战下去，最后的胜利者也就只剩下孤家寡人。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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