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际舞台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在这场权力转移的潜流中，依托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的路径与性质还没有形成共识，但在许多人看来，中国将是未来最有可能夺取超级大国桂冠的候选国。换言之，国际社会已经承认“中国崛起”或“中国复兴”这个事实。然而正当国际社会将目光聚焦于中国时，印度的悄然崛起也吸引了诸多观察家的眼球。至此，有关中印两个亚洲古老文明大国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那么，在中印共同崛起的背景下，印度公众究竟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
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负面”认知
事实上，通过对皮尤“全球态度调查”项目的相关数据进行归纳与统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持明显的“负面”态度。这体现在印度公众中对中国持有“好感”人数的比例明显下降。再者，印度公众对中国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提升对印度的影响总体上持“负面”评价，具体数据参看以下三个图表。
图1：印度对中国的“好感”趋势
数据来源：PEW, China Seen Overtaking U.S. As Global Superpower, 23-National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Washington D.C. : 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July 2011, p.37; PEW, Obama More Popular Abroad Than at Home, Global Image of U.S.Continue to Benefit, 22-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Washington D.C. : 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June 2010, p.52.
图2：中国军事实力的提升对印度的影响
图2说明：2009年的皮尤全球调查项目中没有涉及这一项，因此笔者没有罗列该年的数据。
数据来源：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2005, 2006, 2007, 2008, 2010，2011.
图3：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对印度的影响
数据来源：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 2005, 2006, 2007, 2008, 2010，2011.
那么，印度公众为何对中国崛起存在“负面”认知呢?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解释。
第一，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之下，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安全困境”。由于中印双方相互毗邻以及受历史恩怨的影响，再加上双方的共同崛起，所以中印之间的安全困境也非常突出，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中印是“天然的竞争者”。具体而言，在中印两个大国同时崛起的今天，双方都担心对方怀有“修正主义”的倾向并会寻求对外扩张，所以双方就陷入遏制与反遏制的恶性循环中。此外，由于双方不愿意轻易妥协，因此双方在战略、地缘政治乃至经济领域都存在明显的零和博弈趋势，这是中印关系暧昧不明的原因所在。
第二，尽管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中印政府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合作日益扩展与深化，但这并不能掩盖双方在诸如中印边界问题、西藏问题、中印巴以及中印美三边关系等敏感议题上的分歧甚至冲突。这种分歧与冲突又通过媒体报道而为双方公众所熟知。再者，由于许多议题事关双方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荣誉，因此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也不免夹杂着某些偏见与成见，这最终导致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忧心忡忡。
第三，在一个媒体的世界里，人们依赖新闻媒体获取信息，特别是关于外国的信息。因此，新闻媒体为公众和精英构建了一个世界。同样，外国新闻媒体中有关中国的报道已经成为外国公众认识中国的最重要信息来源。与此同时，这些新闻媒体的报道(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也塑造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于印度公众而言，新闻媒体成为他们获取外国信息的重要渠道。再者，主流报纸由于其可靠的信誉而获得公众的青睐。在这个背景下，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一方面成为印度公众认识中国的平台，但另一方面也塑造了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在这个信息收集、加工、报道与传播的过程中，报纸记者和编辑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正如唐璐等观察家指出，由于受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新闻职业素养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媒体记者和编辑都对中国有着各种各样的误读。印度学者伽塔吉(Subarno Chattarji)曾指出，“印度媒体报道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而是印度表达自身的感伤与怨恨、欲望与恐惧的方式;印度关心的不是中国如何，而是在中国这面镜子里映照出的印度如何”。毋庸置疑，他们对中国的误读不可避免会影响印度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
此外，印度人对中国的冷漠无知导致他们更容易受到媒体的误导，进而加深他们对中国的刻板成见与负面认知。在“印度中国研究口述历史访谈项目”中，受访者普遍谈到一种缺憾，那就是印度政府、社会、民间乃至高等教育和专业研究机构都对中国缺乏应有的兴趣和认识。在这种普遍的冷漠中，甚至夹杂着莫名的敌意。由于“强烈的宗教热情”与“自我中心意识”，印度公众对中国的冷漠无知根深蒂固，哪怕是1962年的中印战争也没有改变印度社会对中国一以贯之的冷漠态度。然而，这种冷漠与无知往往使得国家政治权力对文化想象的规训轻而易举。正如周宁指出，“当国家政治竞争轻而易举地代替民间文化交往，当现实利益取代诗意想象时，敌意便在酝酿中”，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中国形象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中印关系解冻之后也没有改善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政治领域的中国形象依旧围绕国家战略的需要进行定位，中国被界定为强大的竞争对手和危险的敌人;社会层面上的中国形象则仍在淡漠与随意之间徘徊，中国形象并不十分明显。即使在中印共同崛起的大时代里，人们依旧难以找到清晰明确的中国形象。
概言之，在个人层面，媒体记者、编辑以及撰稿人的偏见与误解和印度人对中国的冷漠无知导致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呈现负面态势。
中国对印公共外交的三个层面
印度公众对中国崛起的负面认知意味着中国在印度的国家形象并不乐观。鉴于此，消除中国在印度公众心目中的负面形象显得尤为重要。在笔者看来，目前最为可行的就是对印度开展“公共外交”：
第一层面，中国应加强与印度媒体的日常沟通交流，其中包括向印度媒体方面解释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来龙去脉。如上所述，由于许多印度媒体的记者、编辑和撰稿人对中国社会的复杂与微妙缺乏整体把握与具体认识，因此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一环上加强与印度媒体的沟通交流，那么印度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相对而言会比较客观，这样可以有效减少印度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评价。再者，日常层面的沟通与交流意味着中国必须准备应付各种危机同时发动有效“反击”。换言之，快速的反应能力意味着印度媒体对中国的不当指控与不实报道能够及时得到中方的回应，这一点对中国公共外交而言同样不可或缺。事实上，由于中印在许多敏感议题上存有分歧与争端，而这些议题又与双方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荣誉相互交织，因此印度媒体出于自身的立场也不可避免会对中国进行不当指控与不实报道。更重要的是，由于印度公众倾向于相信本国媒体的报道，所以中国必须强化对这些不当指控与不实报道进行澄清与反驳的快速反应能力。归根结底，在信息化时代，“成功不仅取决于谁的武器能够取得胜利，还取决于谁的故事能够深入人心”。
第二层面，中国应加强与印度的战略沟通与交流。这意味着中国需要设定一系列相关的主题，这有点类似于政治竞选运动或者广告宣传活动。在这个活动中，中国可以在一年的时间内策划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和双边交流来推广该国所热衷的主题或推行政府的特定政策。具体而言，我们首先要做到“搭台唱戏”(本国媒体直接向外国播出)，其次，我们要做到“借台唱戏”(在外国媒体上播出我们的节目)，最终达到“让别人唱我的戏”(通过投资控股等方式让外国媒体自发制作对中国客观友好的节目)。其一，鉴于印度公众对中国的冷漠与无知，中国更应该在这个层面开展公共外交，诸如中国应该发动或扩展中印文化年之类的主题宣传活动;其二，鉴于中印在经济领域具有可观的合作潜力，但碍于印度公众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消极认知，所以中国也应该加强对中印经济合作这个主题的宣传与推广，进而消除印度公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最终为深化扩展两国的经贸合作扫除障碍。
第三层面，中国应该通过诸如定期交流、培训、媒体渠道、专项奖学金、研讨会、学术会议等方式加强与印度精英的长期联系。笔者认为，这是当下中国对印公共外交的重中之重。显然，中国应该加强与印度的中国研究专家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是因为，一方面，专家学者在一国的外交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多元民主的社会更是如此。具体来说，专家学者可能引出新的争论，不管是好是坏，这都可能进一步改变公众和政治家的立场。专家学者“借题发挥”，他们随后对决策者造成直接影响同时在动员公众舆论上发挥间接作用。另一方面，印度的研究机构和精英更倾向于研究欧美而非中国，因此印度的中国研究其实也很薄弱。正如石之瑜和印度学者斯瓦兰•辛格(Swaran Singh)指出，印度的中国研究者虽然一如既往地坚持中国研究，但他们同样有孤身奋战的无奈与无助。因此，他们建议“当务之急是协调与整合印度的中国研究力量，并希望在未来能进一步整合地区乃至全球的中国研究，协调发展，以达到推动印度中国学研究更上一层楼的目标”。在笔者看来，中国应该能够在推动印度的中国研究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是纯粹为了促进印度的中国研究而已，在更深的意义上讲，它是为“中印大同”的实现添砖加瓦。
(作者为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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