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的邀请，澳大利亚联邦国防部长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于6月5日至7日访问中国。双方就中澳双边和防务关系、地区安全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交谈。双方认为两国防务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申发展积极、互利防务关系的重要性，将继续保持高层接触和对话，并同意寻求两国国防部长开展经常性对话的机会。
然而与此同时，《澳洲人报》资深记者尤伦(David Uren)在其新书《王国与采石场：中国、澳洲、恐惧与贪婪》中揭露，澳洲在2009年国防白皮书中曾有一个秘密章节，其评估了澳大利亚协助美国与中国打一场空海战争的能力，并确定了“2030年军力目标”。
该章节“设想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澳大利亚海军协助美国在南海同中国作战，中国的海上通道被封锁，自然资源运输受阻。作为报复，中国可能会摧毁澳大利亚的松树谷基地。该基地对于引导美军在亚洲的行动至关重要。中国还可能用导弹对澳大利亚发起攻击。中国能够打击5000公里以外目标并打到澳大利亚本土”。而在“2030年军力目标”中，澳大利亚将在未来20年里投入700多亿美元改善军备，将潜艇数量扩充一倍至12艘，购入100架F-35战机，并希望购入8艘新型护卫舰和3艘驱逐舰。尽管国防部长史密斯称这个作战计划纯属“胡说八道”，但他承认这份报告确实有公开与秘密两个版本。对此，我们也不得不谨慎地看待中澳关系。
中国经济崛起利于澳大利亚
影响中澳关系的根本因素在于两国的实力对比，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威胁认识。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地区乃至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提升，中澳之间的实力对比明显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
在这个背景下，作为亚太地区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认知自然会影响它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首先，澳大利亚认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总体上是有利的。众所周知，澳大利亚矿产资源丰富，矿产品至少有70余种，素有“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之称，是世界重要的矿产资源生产国和出口国。此外，澳大利亚的农业资源也非常丰富。澳大利亚丰富的矿产、煤炭和农业资源自然禀赋需要一个像中国这样稳定、庞大而又具有发展潜力的能源、资源乃至农产品市场。诚如专家所言，20世纪70年代初，推动中澳建交的一个现实因素就是澳大利亚小麦等农产品急需寻找一个像中国那样广大的市场。如今，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澳之间的经贸合作日益紧密，双边贸易在过去十年中更是迅速增长。
根据统计数据可知，2000年，中澳双边贸易额为84.5亿美元。200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72.5亿美元，比6年前翻了两番，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596.6亿美元，是1972年建交之初的694倍，年增量为160亿美元。2009年，双边贸易额达到760亿美元，而2010年顺利跨过1000亿美元大关。中国现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是中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
毫无疑问，中澳之间迅猛发展的经贸关系对澳大利亚而言至关重要。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克雷格·埃默森(Craig Emerson)近期指出，“中国的崛起不是暂时现象，发展澳中经贸关系非常明智”。他认为，过去20年澳大利亚经济得以避免衰退、保持增长，主要得益于同中国的经贸合作。澳大利亚如想创造成功的未来，这仍离不开中国。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尼尔·休姆(Neil Hume)同样一针见血地指出，“通过把自己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捆绑起来，澳大利亚实现了非凡的繁荣”。从一个更广的角度来看，尽管中澳贸易基本上是先前日澳贸易的翻版，但这种贸易对澳大利亚的“入亚”进程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西澳大学著名学者马克·比森(Mark Beeson)和李福建博士看来，“中澳关系成为检验澳大利亚经济改革成功与否、澳大利亚与此区域的市场导向性的贸易关系有利与否的试金石”。
同样，随着维系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和资源需求与日俱增，澳大利亚丰富的矿产和能源对中国而言将越来越重要。中澳之间的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因此，中国不遗余力地推进中澳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自从2005年10月23日中澳举行第一次自由贸易区谈判以来，截止到2010年2月，双方已经进行了14轮谈判。谈判内容涉及货物贸易的关税自由化、市场准入、金融服务、教育培训、通信、投资等多个领域。尽管中澳之间在农产品贸易、投资准入和服务业开放等方面仍存在分歧，但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仍有很大希望，这是因为，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有效促进两国经贸的进一步发展，在地缘经济层面，中澳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关系。
中澳相互依赖的限制性因素
相互依赖关系并不意味着中澳之间在经贸合作上没有任何摩擦与冲突。这是因为，在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双方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这种相互依赖一方面能够成为推动双方关系不断发展的润滑剂，但另一方面，它也能够限制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种限制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随着依赖程度的提高，行为体相互之间显得更为脆弱，因此彼此也就更有客观的理由感到自身越来越不安全。为确保自身安全，行为体往往倾向于采取贸易或投资保护主义。长此以往，行为体之间相互指责和批评变得司空见惯，双方互信度也随之下降。
第二，由于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往往是不对称的，亦即有一方在这个依赖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另一方则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占有优势地位的一方往往会比较强硬，而弱势的一方往往也会对此表示不满，并威胁寻求另外一些可行的合作者。因此，这种认识往往成为在合作过程中产生分歧与矛盾的渊薮。“当这种认识对各自的经贸政策产生影响时，双方在解决分歧与矛盾时要做出妥协就比较困难，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拥有使对方先做出妥协的条件和优势”。
纵观中澳关系的发展历程，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限制性因素对中澳经贸关系的不良影响。例如在矿产和能源领域，合作双方的博弈战略泾渭分明。对于中国而言，作为矿产和能源的进口国，中国自然倾向于保障以合理低廉的价格长期稳定地进口澳大利亚的矿产和能源。与此同时，中国也采取投资入股澳方相关公司和进口来源多元化的策略分散过度依赖澳大利亚矿产和能源的风险。作为出口的一方，澳大利亚的利益在于保障以合理的高价格出售能源以获得稳定的收入。实践表明，这两个国家的利益并不总是互相一致，至少在价格问题上就难以达成一致，中澳之间无休无止的铁矿石定价攻防战则是明证。
除了价格上的博弈之外，双边贸易对中澳两国的影响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正是这种不同的影响导致澳大利亚在看待中澳贸易和中国投资上持谨慎态度。不可否认，中澳双边贸易带动澳大利亚的繁荣，但也给澳大利亚带来许多难题。例如，中国对铁矿石的强烈需求持续推动了铁矿石价格的上涨，这直接导致澳元的升值。澳元的升值给澳大利亚本已衰落的制造业带来压力。澳元的升值同样也对澳大利亚的旅游业、教育业和零售业造成不良影响。这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矿产业在澳大利亚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nextpage$
澳大利亚国内也担心矿产业和能源行业的不断繁荣，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扭曲自身的经济，并诱发“荷兰病”，或者面临“资源的诅咒”。这种担心无疑影响了澳大利亚国内精英和大众对中国投资澳大利亚矿产业和能源业的态度。尽管澳大利亚许多矿产业和资源行业基本上是由外资所有，而且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份额远远少于其他发达国家，但澳大利亚公众还是相当抵触来自中国的投资。根据澳大利亚著名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cy)6月份的民调数据，46%的调查者认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允许太多的外来投资，但涉及到来自中国的投资时，这个比例却飙升至56%。
中澳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因素
澳大利亚是欧洲帝国主义殖民的历史结果，不管它是哪一个帝国的产物，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是：它离“母国”十分遥远。这一早期历史所留下的最为重要的战略遗产，就是它的孤独感。
从表面来看，澳大利亚四面临海，它有着令人羡慕的安全环境，但澳大利亚的历代战略家却并不这么认为。相反，他们都为本国的地理位置忧心忡忡，因为它远离母国，远离西方盟友。为了能够确保这一地广人稀的国家拥有安全的环境，澳大利亚人必须像前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所说的那样，寻找一个“大而强”的朋友来保证国家安全。因此，英国和美国先后被视为澳大利亚安全的基石。
日本的侵略所带来的实际威胁及二战期间英国在东南亚的狼狈退却，不仅深刻地震动了澳大利亚人，也在历代政策制定者脑海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最终，澳大利亚转向美国，“澳新美联盟”也成为澳大利亚总体安全战略的根基。澳大利亚民众广泛支持这一联盟体系，这使澳大利亚政府的战略调整一气呵成。时至今日，美澳同盟依旧坚如磐石。
中国的崛起也让澳大利亚困惑不已。特别是随着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澳大利亚不得不思考如何在中美之间愈演愈烈的博弈之中明哲保身。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如何应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已成为澳新美同盟(ANZUS)建立半个世纪以来最根本的挑战。”澳大利亚必须巧妙地协调其在地理上和经济上融入亚洲的利益与二战后在战略和历史文化上与美国捆绑从而获得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澳大利亚必须制订出一种可行的政策，即对中国的崛起采取“两面下注”的政策，在北京和华盛顿寻求平衡，并注意不疏远中美两国。
然而，正如学者喻常森在《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一文中指出，澳大利亚的保守主义者从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出发，对社会主义中国怀有十分强烈的猜疑和偏见，并从消极的立场审视中国崛起。“他们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挑战和威胁，甚至危言耸听地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影响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而且将严重冲击和动摇整个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主张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围堵”。与澳大利亚的现实主义者不同，他们建议澳大利亚应该放弃传统的“均势”战略，并增加国防投入，打造强大海军潜艇部队和空军，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以此应对中国军事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也逐渐趋于负面，对中国的亲近度也趋于下降。这在罗伊研究所从2006年到2010年的民调中可见一斑(参看表1)。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陆克文还是吉拉德，都对中国的军事崛起持警惕的立场。曾有很多评论家指出，有着中国文化背景和中国情结的陆克文，应该能够推动中澳关系向前迈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一个“残酷的现实主义者”，陆克文在对华政策上往往表现出强硬的姿态。其在主政时期发表的新版国防白皮书，或明或暗地指出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对地区局势以及全球战略平衡的消极影响。报告指出，“如果中国不对其军事现代化进程的速度、规模和结构向人们加以充分解释，其邻国有可能对中国产生担心”。白皮书同样批评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过了维护主权的需要。根据这些逻辑，白皮书强调美国仍然是澳大利亚“不可或缺的”盟友，同时澳大利亚也会通过自助的方式强化自身的国防建设。在吉拉德时代，这位新任总理同样以实际行动向中国释放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明确宣布澳大利亚战略利益的优先顺序，同时表明了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基本看法。美澳签署军事合作新协议，吉拉德政府允许美国在达尔文驻军。绝大多数澳大利亚公众也支持这个决策。尽管国防部长史密斯指出澳大利亚与美国建立军事联盟跟澳大利亚与中国建立全面的双边关系并不矛盾，但澳大利亚却没有意识到指导这一行动背后的战略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对中澳之间的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地缘政治优先于地缘经济
中澳关系中，澳大利亚显然将地缘政治的利益，置于地缘经济的利益之上。哪怕是工党在下届大选中败于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其外交政策也不会发生本质的变化，澳大利亚的安全观将继续遵循传统模式。然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不断发展的经济实力以及不断膨胀的市场，势必会对澳大利亚产生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澳大利亚正陷入一种微妙的困境之中。澳大利亚一方面想搭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但另一方面却要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换言之，澳大利亚想要“鱼”与“熊掌”兼得。然而，这种“两者通吃”的游戏不可能持久，除非澳大利亚在战略观念上进行调整，否则这种矛盾势必会越来越突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预测澳大利亚不会在深化与一方合作的同时损害另一方的核心利益，这注定了未来中澳关系可能是一种非敌非友、不冷不热的关系。
表1：澳大利亚公众对中美两国的好感度
说明：如果得分100，那意味着澳大利亚公众对他国非常友好热情。反之，如果得分为0，那意味着澳大利亚公众对他国非常冷淡厌恶。50则是不冷不热。分数越高，友好度越高。
资料来源：Fergus Hanso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n the World: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June 2012, p.16.
表2：中国和澳大利亚商品贸易额（单位：百万澳元）
资料来源：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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