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汪精卫与日本华南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安藤利吉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2012年7月24日表示，日本政府已经正式着手收购钓鱼岛手续，争取在2013年4月将钓鱼岛国有化。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也再次强调，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他已获得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确认。美国一直没有在钓鱼岛最终主权问题上持特定立场，美国仍希望中日双方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
“钓鱼岛国有化”问题引起了中国公众的愤怒。众所周知，钓鱼岛在地质上是台湾北部山脉延伸入海后的突出部分。1879年，日本吞并中国琉球群岛时就盯上了钓鱼岛。“甲午海战”后，日本于1895年强行占领钓鱼岛，迫使中国在《马关条约》上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1943年，中、美、英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日本将包括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在内的土地“归还中国”。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强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8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却乘乱将钓鱼岛交给美国托管至1971年。1978年，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产权从古贺善次转到栗原国起名下，“岛主”一直与日本政府有租赁契约。
正当中日政府与公众就“钓鱼岛国有化”问题而情绪高涨时，中国知名学者茅于轼先生，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了“人权高于主权”(原意是“人民利益超越国家利益”)和“爱国真有那么重要吗”的言论，一下激怒了一些中国网民，有网民甚至把茅于轼比之于汉奸汪精卫。原来，早在2008年7月21日，茅先生就发布过一篇先前写好的博文，题目叫“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文章认为汪精卫“是真正的英雄”。本文的目的是要提出，茅先生的看法违背基本的逻辑，“汪精卫是真正的英雄”、“人权高于主权”和“爱国真有那么重要吗”都是错误的观点。
虚假的逻辑出发点
茅先生是这么说的：“真正从百姓的利益看，好死不如赖活。活着是一切讨论的前提。几千年以来极少有人对此提出问题，因为受统治者的蒙蔽太深，没有觉悟以人民自己的利益来判断是非，或者错误地以为国家的利益就是百姓的利益，不加区分。……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要重新评价汪精卫。文章我没有看到，对汪精卫我也没有任何研究，但是引起我的思考。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能是绝然相反的。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让我们先以“同情的理解”为原则来解读茅先生的意思。茅先生想说的是：人民的利益优先，有些人称英雄，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而牺牲人民的利益，汪精卫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而自己下地狱，所以汪精卫才是“真正的英雄”。
这个“汉奸逻辑”不符合一般的直感，可它乍一看却很有道理，因为关键的破绽很隐蔽。这个关键的破绽就是：它先用“人民的利益优先”作铺垫，接着把“人民的利益”凝固为一种“单一的利益”，然后再把“人民的利益”与“政客的利益”、“皇帝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最后，“以为国家的利益就是百姓的利益”就变成了“受统治者的蒙蔽太深”，而“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的汉奸就自然是“英雄”了。
我也赞同“人民的利益优先”，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虚假的逻辑出发点。因为，要害是怎么理解“人民的利益”，而恰恰在这里，茅先生犯了一个简单的逻辑错误：他以为“减轻痛苦”就是唯一的“人民利益”，他在强调国家利益不等于百姓利益时把两者的重叠部分取消了。
难道说“增加痛苦”也可以是一种“人民的利益”吗?这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拿痛苦与快乐相比，人民当然会选择快乐，可如果拿痛苦与背叛或耻辱相比，那么，人民完全可能选择痛苦而不选择背叛或耻辱，因为背叛或耻辱完全可能是更大的痛苦，这对一个视面子、尊严、民族荣耀感如生命的中国人来说就更是如此。对于一个“不要脸”的民族来说茅先生的逻辑也能勉强成立，但对中国人来说，茅先生的逻辑肯定讲不通。
个体与整体混为一谈
茅先生说“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近现代史上，的确有不少中国人这么想、这么做，结果日本人得寸进尺，到最后中国几乎亡国。关键就在于，汪精卫自己投降也许是大丈夫，但他代表中国投降就是汉奸，他“减轻人民痛苦”的信念越坚定，他给人民带来的精神痛苦就越大。茅先生把个人意义和集体意义的“委曲求全”混为一谈，个人的“好死不如赖活”也许有“能屈能伸”的含义，可全民族的“好死不如赖活”却可能有三个大问题：一是很难确定和判断什么叫“完全没有抵抗能力”，二是不能排除投降后被灭族灭种的风险，三是与敌合作可能过分鼓励了集体的“投降主义”文化。
汪精卫想曲线救国，也确实救了不少敌占区的人民，可他的背叛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远远超过他给人民所减轻的痛苦。更具体地说，有些因为他而减轻了痛苦的中国人，可能宁可选择“宁死不屈”;而那些他的投降涉及不到的中国人，则可能因为他而增加了耻辱的痛苦。可见，茅先生的最大错误，是把“物质利益”当成了人民的唯一利益，完全忽视了人民的“精神利益”，完全无视背叛或耻辱可能是更大的痛苦，完全不顾“好死不如赖活”的个体投降不同于“好死不如赖活”的整体投降。
按照这个简单的道理，“人民的利益”与“政客的利益”、“皇帝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可以是重叠和统一的，他们之间在主权利益上统一，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其他利益的对立就消失了，他们在其他利益上的对立也决不自动导致他们在主权利益上的对立。有些自称英雄的人为了报效皇帝老子而牺牲人民的利益，这种情况肯定存在;但敌人来了，我们政体要是没宪改，大家就可以临危投敌让步以减少物质损失，这样的思维，这样的“人权高于主权”，就等于否定了人权需要主权来保障，就等于否定了主权至少也是那些受敌损害者的人权的一部分，就等于永远把“改政体”当成了所有国民的头等大事，以至于投敌让步也在所不惜。确实有人认同这个“投敌让步逻辑”，但茅先生的问题是以为，一些人的逻辑就是大多数中国人的逻辑，或应该让这些人的逻辑变成大多数中国人的逻辑。
可见，茅先生所谓的“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其实只是他对汉奸的分析出了“四个大漏洞”的结果，可问题是：精神利益可以高于物质利益，个体投降不同于集体投降，外部争主权不对立于内部争民主，一些人的逻辑不是也无法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逻辑。
贬低百姓对主权利益的关切
茅先生还说：“钓鱼岛是一个无人荒岛，没有GDP没有税收。地球上有没有它不会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百姓造成丝毫影响。但是政治家和外交家们发现这是一个好机会，无事生非，动用百姓的税款，制造事端，煞有架势地忙忙碌碌。其实是为了自己的职业利益。他们就是吃这口饭的。哪天他们真正关心百姓了，世界才能太平。”茅先生主张“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
可是，钓鱼岛周边的捕鱼权以及其他潜在资源都有GDP，对中国大陆、台湾、日本都有影响，更具有GDP之上的主权意义，各方忙忙碌碌怎么能叫“无事生非”呢?哪个政治家愿意背“丧权辱国”的罪名呢?又有多少“公知”愿意支持“丧权辱国”呢?是应该骂政客不关心百姓的物质利益，但怎么能借此贬低百姓对主权利益的关切呢?“让政治家退出，请专家拟定开发方案”又怎么可能行得通呢?
(作者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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