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贞昌当选新任民进党主席 得票率创下党魁历史新低
从2012年2月底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到5月底苏贞昌参选上台，民进党内部不同派系力量重新整合，不同意见不断提出和对话，新的联盟与新的分裂同时出现。民进党从“陈水扁时代”经过“蔡英文时代”再到“苏贞昌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中尤其以“民进党转型”最为引人注目，不仅影响今后四年的台湾政局，而且影响两岸关系的发展。民进党前“立委”郭正亮著有《民进党转型之痛》，深入分析民进党在派系政治纠葛中转型的痛苦，今天民进党转型的各种痛苦还未消失，许多困难又接踵而至。
民进党“转型”内涵：范围、稳定性与态势
“民进党转型”是一个语义模糊的说法，学者和观察家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论述某方面的内容，很少有人系统分析其内涵。最常被选择性论述的“民进党转型”的内容是大陆政策，尤其集中在台独主张的变化上。此外，党内决策体制(派系政治下的权力重心变化)、政党运作模式(以“立法院”为中心的“内造政党”模式)、政党组织体系(中央与基层党务组织)、政策纲领(重大议题的政策主张)等四个方面也不时被提及，作为民进党转型的重要内容。
要探讨民进党转型，首先应分析两个前提问题：
其一，民进党转型的范围问题：必须有“时间段”的概念，亦即从台湾政治发展进程来看，是否有长期意义上的整体“转型”?或者只是特殊时刻和个别方面的变化?其二，民进党转型的稳定性问题：如果民进党有变化，那么是稳定的转型，还是基于选举需要的策略调整?影响变化的因素是什么?
转型的范围
最近一年来，笔者两度赴台调研，就民进党政党定位、路线调整、选举策略等问题访问了不少绿营智库和民进党干部。一些民进党人士认为该党不存在短期内的“转型”问题。他们身处民进党内，指出民进党的四个不变：(1)派系竞争与合作的决策习惯并没有明显改变;(2)民进党组织体系几年来没有大变;(3)民进党对两岸关系的基本定位也没有改变;(4)民意代表和县市长分享党中央权力的现象也没有变化。
不过，从长期来看，民进党整体上确实在不断地演变着。拉长时间段来全面考察民进党，可以发现很多重要变化。民进党，从1986年成立时松散的派系联合体，到1997年县市长选举后开始强化党中央凝聚力，走向争取“中央执政权”之路。这算是民进党决策体制和组织体系的转变，经历了十年时间。从1991年通过“台独党纲”，到1999年制定《台湾前途决议文》，为陈水扁争取“中间选民”奠定基础，民进党在台独论述与政策纲领上也出现了一次转变。从陈水扁时期激进的台独口号和民粹主义选举动员策略，到蔡英文时期务实的“稳健台独”和理性的民生政策论述，民进党在选举路线和政策纲领上又出现了一次转变。
把以上这几次最为显眼的转变联系起来，不难得出民进党在过去20多年间其实是在不断演变的观点。但是，这种长时段进程中的复杂演变，不可能是某个政党领袖刻意主导的有明确目的的“转型”，而是民进党根据台湾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的结果，其中政党领袖的个人因素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转型的稳定性
大部分民进党智囊，包括上述不认为有“转型”问题的人士，都认为蔡英文的个人形象、问政风格、选举论述等都与陈水扁明显不同，使得2010年—2012年民进党中央和竞选总部的选举策略和议题设置也与2008年以前大不相同。因此，他们认为，民进党虽然保持着当年模仿国民党组织体制的一些“准列宁主义政党”特点，但在选票决定一切的政治环境里已经转变成一部选举机器，因此民进党的转变只发生在大选期间。
大选过后，按民进党惯例，败选者要辞职以示负责，因此民进党会陷入新一轮的派系竞争，但还会通过党内民主选举的方式重新确认新领袖。此后由新的领袖根据形势需要、个人特质和团队组建情况，针对未来的新的重要选举确定政党路线和选举策略。所以，严格地说，民进党的“转型”问题，主要是随着选举形势和党主席个性而变的“策略性调整”。这种“策略性调整”不仅具有党主席的个人主观色彩，还是台湾政治竞争客观形势的反映。从这个角度上看，如果说民进党存在“转型”，那应该是台湾政党政治格局整体转型的一个组成部分。$nextpage$
基本态势
综合分析1996年—2012年国、民两党在若干重大选举的得票率情况(参见图1)，可以看出2009年以后在蔡英文的带领下，民进党走出了陈水扁执政末期的低谷，稳步发展。2010年11月“五都选举”民进党虽然只得到台南市和高雄市两个市长席次，但政党总得票率达到49.87%，超过国民党的44.54%，仅次于2004年“总统选举”时统独高度对抗下的本党得票最高峰。2012年1月14日“总统选举”结果，蔡英文获得45.63%的得票率，输给了得到51.60%选票的马英九，两者相差79.8万张选票，只有将近6%的比例差距。这个差距与2008年大选时谢长廷落后马英九将近17%的比例相比，已经减小了很多。可见，蔡英文领导下民进党的“中间偏左”路线稳住了绿营的“基本盘”，小幅扩大了社会基础，与国民党维持基本势均力敌的格局，不过还是无法走完“最后一里路”赢得选举。
图1：台湾两党重要选举得票率比较（1996-2012）
蔡英文的改革是民进党中生代精英试图淡化认同政治维度上的统独争议、转向回应阶级政治维度上的民生议题的一次主题转换，是民进党发展的重要内容。2008年-2012年，在台湾选举政治中的统独认同议题逐渐降温，在民进党的带动下，贫富分化引发的民生公共政策则升温并成为新的选举主轴，亦即阶级政治主轴。从选举政治效应上看，民进党的这次主题变换一方面帮助民进党从政治低谷触底反弹，小幅扩大了民进党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转型处于初步阶段，还未能改变蓝绿基本格局。可见民进党转型发展还得面对很多难题。
从蔡英文到苏贞昌：
民进党路线的延续与变迁
2012年以前，蔡英文和苏贞昌虽然存在党内权位的竞争，但是他们在重要选举的选战策略和关于台湾内政的政策论述上都受到“中间偏左”路线的影响，政见主张差异很小。2012年以后，民进党既有的路线会延续，但是面对新的局势，也会有新的变化。
路线的延续
2010年“五都选举”期间，蔡英文与苏贞昌虽然在党内有竞争，但是民生议题都成为两者选举论述的主要内容，这正是民进党“中间偏左”社会公平路线在选举动员中的反映。当时苏贞昌、蔡英文都注重社会边缘族群、弱势群体、失业群体、脆弱中产阶级等群体的利益要求，连续打出社会住宅、失业危机、贫富差距等民生议题牌，虽然最终在蓝大绿小的台北市、新北市败选，但稳固了绿营基本盘并争取到部分中间选民的支持。五都选战中民进党“中间偏左”的路线基调也被复制到2012年1月的“总统大选”中。选举中，苏贞昌担任蔡英文竞选总部主委，在很多助选场合都把矛头对准马英九政府执政下台湾社会贫富分化和各种民生政策弊端。
笔者曾采访一位民进党新潮流系元老，他认为,“民进党的社会基础在中下阶层，民进党一直强调社会公平，能够迅速回应弱势群体的心声，这是我们的优势。民进党失去执政权后，缺乏政治经济资源，只有发挥原有的优势，重新与社会基础相结合，才能再起。”在他看来，不管是蔡英文或苏贞昌，只有力倡社会公平，重新与社会中下阶层相结合，民进党才有再起的希望。在我们与民进党智库和亲绿学者交流时，不时能听到这样的看法，可见这已成为民进党的基本共识。可以说，注重社会公平的“中间偏左”路线在苏贞昌时期将会延续下去。
挑战与变化
首先，民进党的一个挑战是处理政见“趋同”与“差异”的关系，对这个矛盾的处理将决定民进党的走向。
从2012年选战可以看出，阶级政治维度的经济议题与民生议题，虽然分别由国民党与民进党主导论述并且存在着对立，但两党为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不约而同地趋同于对方的某些合理主张。因此两党候选人不管在民生政策议题上的政见，还是在本土政治认同上的政见往往趋同，甚至融合。例如，2012年大选前，蔡英文不得不面对稳定两岸经贸、扩大税收财源等经济增长问题，在阐发《十年政纲》时将公平分配诉求体现在推进产业结构转型、促进两岸经贸发展的经济政策中;而马英九团队转而在民生议题上回击，强调未来施政将更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这就是在公共政策上政见趋同的典型案例。再如，马英九在2008年和2012年两次大选进程中都喊出“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论述，而蔡英文在2011年10月也首次提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口号，虽然这些字眼仔细推敲都还有差别，但是两人在台湾政治认同上的趋同已然可见了。
这种政见趋同现象在“一对一”的重大选战中最为明显，但是选举过后，在野党领导人的任务是明确本党政见主张与执政党的差异，否则无法凝聚社会支持度。苏贞昌如何在民生政策和认同议题两个维度上都把握好本党的政见，使之与国民党有所差异，这是民进党作为在野党巩固和扩大自身社会基础的新挑战。
其次，马英九第二任期的执政难题将成为民进党攻击的着力点和苏贞昌重塑形象的机遇。
马英九第二任期很难摆脱几个艰难的问题：(1)自由与公平的平衡难题，亦即台湾长远经济增长所需的自由市场环境和目前社会舆论对公平分配的要求存在着难以两全的问题，目前台湾关于“油电双涨”的争议就属于这类问题;(2)开放与安全的平衡难题，亦即国际贸易自由化所需要的开放度与人民生活所需要的安全度之间存在有效协调的问题，目前“开放美牛进口”的争议就属于这类问题;(3)两岸和平交流与两岸政治争议的难题，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本身的内在矛盾，两岸的政治争议虽然搁置但并没有得到解决，随着两岸交流合作日益密切，两岸政治立场和国家认同上的差异不时浮现，始终是两岸关系中的“暗礁”。
面对这些问题，苏贞昌可以带领民进党找到很多攻击的着力点，包括：(1)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抨击马英九维护自由市场化的经济政策与财税政策;(2)高举人民健康安全的口号，反对马英九为了与美国签署TIFA而力推的开放美牛进口政策;(3)强调国家安全的观点，干扰马英九扩大两岸文化与社会交流的努力;(4)利用欧债危机和国际经济衰退的冲击问题，组建“影子内阁”，全面提出台湾应对经济危机和社会分化的方案，与马英九和国民党竞争。
再次，民进党在两岸议题上“政经分离”的策略会更加明显，一部分选民的利益诉求会使苏贞昌更加务实地看待ECFA后续协商，但是一部分选民的安全顾虑也会使其严格审查政治议题。
在蔡英文时期，民进党对两岸议题的处理一开始就背上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片面批评甚至刻意歪曲ECFA，最后发现既无法阻挡两岸经济自由化和制度化的趋势，也难以对选民交待清楚其两岸经济政策，造成选战时失分严重。随着主流民意对ECFA的支持度提升，民进党被迫采取“政经分离”的策略，有条件同意两岸经济合作(聚焦ECFA议题)，但是否认作为两岸经济合作之政治基础的“九二共识”。而且，在民进党“中间偏左”路线影响下，民进党操作两岸经济议题与台湾内部民生议题出现交叉，使得一部分选民认为两岸经济合作导致了台湾贫富差距的扩大。最后，由于现在“九二共识”意味着两岸搁置争议与和平稳定，大部分经济选民是在支持“九二共识”和ECFA的基础上支持马英九。
民进党处理两岸议题的两个教训，亦即意识形态包袱和否认“九二共识”，在苏贞昌时期可能会得到改变。在经济议题上，苏贞昌较少有激进的“台独”意识形态思维，加上民进党在ECFA上的教训很深，因此民进党应该不会再不顾一切地反对和歪曲ECFA后续协商和两岸产业合作。在政治议题上，如果民进党继续反对“九二共识”无异于逆台湾主流民意而行，苏贞昌系即便不承认也会避免在此议题引发争议。总的来说，对民进党而言，“政经分离”策略在2012年-2016年可能有新的内涵，就是支持对台湾有利的ECFA后续协商，不反对民意支持的“九二共识”，但是进一步从台湾的“国家安全”角度应对两岸和平发展的进展，包括两岸政治对话、两岸和平协议等。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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