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十八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将在今年的11月拉开帷幕，可以说这是全世界最为瞩目的政党大会。殊不知，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将在8月末或9月初举办大选前各政党的代表大会。相比起来，后者的重要性似乎远不可与中国党代会相提并论。但是，美国的党代会反映了美国民主的一个侧面，尤其它的发展历史反映出了美国民主的某种发展动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看到美国民主逐渐从上层民主博弈走向下层民主参与的清晰脉络。
由党内大佬作为幕后推手的大佬核心会议
在美国建国初期，总统的产生形式并没有规范化起来。华盛顿总统出于自己绝对的声望而被各州汇集而来的重要人物全票推选为总统。而当这一克里斯马式的总统选择卸职归乡后，如何常规化总统候选人的产生方式，就成为美国民主过程的一个重要考虑对象。
1797年，华盛顿明确表示了卸任的意愿。此时，国会中不同的政党各自组成自己的党团，实际上，这些党团由各党派的党内领袖所组成与控制。党团会议在美国的早期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党团会议属于宪法规定之外的非正式会议，但这一非正式制度却一直被各方所默许。这种由各政党的党团会议决定各自政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非正式会议，被称为“大佬核心会议(King Caucus)”。在19世纪初，美国政坛分裂为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两大阵营，它们通过自己的国会党团分别推选属意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这也是政党老板或党内大佬控制提名程序的开始。也就是说，总统候选人的产生，并非公开化的过程，而是由政治精英操控的一种黑箱产生机制。因此，不仅普通人在选举总统候选人的过程中被排斥在外，甚至就连一些不重要的议员或官员也被排斥在外。
可以说，早期美国的民主政治带有高度的精英化特征，那些因建国历史而获得非凡政治合法性的政治人物因此长期掌控着美国的高层政治。此时民主中的代议制特征既没有形成一种良好的“中央—地方”的统合性，也没有在选举过程中体现严格的授权代议机制。因此，各州选民通常只能决定各州的议员，但无法传递自己的权利以决定自己所支持的总统候选人。因为，往往由他们选举产生的议员或官员也无法对最终大佬核心会议进程产生影响。
全国党代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1831年，反共济会党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家沙龙聚会选举候选人并起草了竞选纲领，政党代表大会的原型就起源于此。由此，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取代了“大佬核心会议”。从形式上讲，新的党代会通常会选择一个聚会地点，召开能够代表全国政党群体的党员代表大会。但从本质上讲，美国党代会的雏形就是建立在原先国会党团会议基础之上的。只不过，过去的党团会议代表，主要集中在国会中政党大佬的小圈子里面。而后来的代表大会，则逐步开始让来自地方的政党代表参与进来，并允许他们选择自己中意的总统候选人。
总的来说，从大佬提名改变为党代表提名，这体现了更多的“代议性”。地方选民的意志被代表并授权给投票选举出来的代表人，就是代议制的核心要义。这样的代议性放在选举中则是授权性选举或代表性选举——这种代表性选举的形成原因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过去交通不便、人群可流动性较差所致。尤其在美洲大陆这样的地区，候选人往往难以进行各州的巡回演讲和拉票，各地选民也不愿意或无法离开自己的地盘去所在区域的中心城市参与投票。这样，利用各地投票产生党代表并全权代表所在地区选民投票，就成为一种符合当时条件的权宜之计。
在内容上，各政党的党代会也继承了过往大佬核心会议(即国会党团会议)的会议议程：一是产生新一届的党内总统候选人，二是就本党的施政理念和执政纲领进行讨论与宣讲。至于大会的党代表的产生方式，从规范来讲，每一位参与到全国党代会的代表都是，且应该经由镇、郡(市)、州这样的层级层层选举而产生。但由于早前交通的不便利，加上政党经费开支有限，这些都极大限制了各地的党代表集中聚集到东部的某一城市召开党代会。这种天然或基础条件的限制，也为人为操控全国代表人选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尽管名义上党代会是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方党员代表的选举意志，但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地方所推举的党员代表仍受到州一级政党领袖的控制。这些政界“老板”利用其影响力，内定本州出席全国大会的代表，而这些代表将负责选举总统提名人。可以说，这些党代会的“幕后黑手”是19世纪美国政党政治中“政党腐败”现象和“政党分肥”现象的一个缩影。虽然美国的制度发展走了近一个世纪，民主向下渗透的幅度和力度不断加大，但很明显，19世纪末的美国政治还夹带着太多的建国初期“大佬推手”的印记。
可以想见，在民主意识不断前进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反对这种人为操控候选程序的黑箱政治。为此，对这种方式持反对意见的人士要求进行改革，在这一背景下，19世纪末的改革者们在美国掀起了一场“进步主义运动”，而初选制度的尝试正是这一政治改革的产物。
向民众放权：初选与党团会议
全国党代会的形式一直被沿用至今，且其确定产生总统候选人并发表政党施政方针的会议议程也没有发生变化。然而，党员代表的产生方式和功能却因为进步主义改革而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几乎可以说严重削弱了党代会的重要性。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初选”机制诞生所带来的党代表功能的变化：原先，党代表在被地方推选出来后，就享有自由投票给自己心目中理想候选人的权利。然而在初选的逐步普及过程中，这一权利逐渐由党代表手中转移到了普通党员乃至普通选民(即无政党属性要求)手中。
那么，何为“初选”?
初选(primary election)或称预备选举，是为赋予投票人选出大选候选人的权限而进行的选举，威斯康星州是美国第一个使用初选方式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州。它允许普通选民或基层党员选举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从这一点看，似乎与之前的党代会没有什么区别。然而，最重要的一点变化就是，就连党代表的意志也已经由选民所决定，自己不再享有自由选择权。
从形式上讲，参加大选的总统候选人是由党代表投票选出，但这个时候党代表的投票实际已不完全是由代表的个人意志所决定的，相反，他们手里所持有的投票结果已经由他们各自所在州的初选选举结果所决定——即普通选民或党员选民先用选票直接选出自己心中理想的候选人，然后再根据一定的分配规则(或按比例，或赢者通吃)分配给符合比例的党员代表。
简单地说，如共和党候选人A获得某州60%选票，候选人B获得40%，该州共有20个党代表名额。那么，按照比例分配的规则，那么就有12个代表带着选A的使命参加全国党代会，而有8个带着选B的使命。如果是赢者通吃的规则，那么就是20个党代表统统带着选A的使命参加全国党代会。
这样被选举分配的代表绝大多数属于宣誓代表(pledged delegates)，即他们的投票意愿已根据选民意愿进行了绑定。而另一部分不经过选举的代表或者直接任命的代表(如民主党的超级代表，或各党的一些官员)则往往属于非宣誓代表(unpledged delegates)。虽然他们选择候选人可以自由投票，但总的来说，在近几次的党代会投票中，这些人也基本上顺应了各自所在州的民意或者主流民意。这么说来，尽管在形式上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初选过程并非直选，但实质上已经与直选没有太多区别。
这种形式很快受到了全美民众的欢迎。到1916年，半数以上的州举行了初选。尽管后来二战期间初选制度被暂时削弱，但在战后这种制度由于政治参与诉求的不断扩大而获得越来越多的州的认可。
初选的类型包括封闭式、半封闭式、开放式、半开放式等类型。其中，封闭式只允许投票人为某党的党员才可参与投票，无党籍选民或其它党的党员则不能投票。这种通常符合我们对党内候选人投票的设想。然而，为了更多的增加候选人的选民基础，开放公民的参与空间，其它的形式都以不同的程度向无党籍选民、甚至向他党选民开放(开放式是向两者都开放，不受政党属性限制)。由于州与州之间对初选的立法不一，不同的州采取了不同的初选类型。但不管怎样，这种决定总统大选候选人的权利已经下放到了最基层的群众，即使那些采取有一定受限的半封闭式选举的州，也不影响这种全民选举的基调。毕竟，美国的入党程序相当松散，它没有严格的入党手续和考察期设置，往往几美元、填个小册子，你就是一党党员。所以，如果你对某党的候选人有极大的兴趣，完全可以在短期内申请成为该党党员。这样一来，初选的选民基础基本等同于面向的是全体美国民众。
需要提及的是，美国的制度设计不像单一制国家那样一刀切。在各州享有立法权的背景下，不同的州的总统预选方式有着极大的不同。有的改革较为激进，有的则还保留了很深的传统印记，这些立法的不同多是由于各州对自身历史理解的不同所致。也正是因为各州的立法尺度的不一，使得当前各州的总统预选机制有着很大的区别。有的州完全采用了初选(primary election)形式，而有的则沿用了带有早期印记的党团会议形式(caucus)。
那么，党团会议又是怎样一种设计呢?
比起初选的简单直接，党团会议程序较为复杂。在采取党团会议形式的州，如爱荷华州，每个选区都有自己的会议场所。会议属于非正式选举，但它既是挑选代表的过程，同时也是选择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的过程。党团会议参加者将宣读《效忠誓词》，选举会议主持人。各竞选班子代表将简短讲话，敦促人们投票给自己的候选人。讲话之后，党团会议参加者将写下他们看好的参选人，各竞选班子代表将监票并点票。然后，各党团会议向共和党总部汇报投票结果，最后由政党总部公布整个州的党团会议投票结果，并根据投票结果分配参加全国党代会的党代表。
党团会议花费的时间长，需要选民对选举和对所属政党更多的热情。它可以说延续了200多年前的议会党团会议的传统，但如今的规模更大，并面向基层，而不再是小圈子里的少数人所进行的密室交易。而且，由于初选已经成为愈来愈代表着未来潮流的总统预选形式，这种形式也深深影响着那些沿用党团会议的州。所以，许多地方的党团会议也越来越向着直选的精神靠拢。
民主精神的逐步渗透
美国在应对总统候选人的产生机制这一问题上有一个逐步民主化、大众参与化的过程。最开始，我们看到的更多是高层精英对政治继承、轮换的幕后操控，这些注定会给黑金政治留下更多的操纵空间。且这种核心式的内幕协商没能涵盖全国各地的议员代表，因此对于不同的地区并不公平。而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无疑在解决地方代表性问题上起到了正面作用，但仍然没能很好解决核心政客的幕后操纵问题。
到了以初选为主要总统预选模式的20世纪，大众才真正在选择总统候选人的环节有了真正的决定权。就连保留着早期美国制度印记的基层党团会议也开始融入了更多的民主设计和直选精神。虽然，美国的候选人产生制度中常常混合着传统与现代的多重维度，我们也因此通常难以一言以蔽之这整个预选环节的通盘设计，但是一个清晰的脉络是不能掩盖的，那就是：普通民众越来越能够在政治参与中决定总统候选人的产生过程，配合着现代通讯技术、发达的媒体传播与监督，黑箱运作的精英政治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可以说，这确实是美国式的智慧，他们并非一步到位，而是在不断博弈中寻找民主的恰切方式。他们让一种精神逐步运用在一个不断修改的精巧制度机器上，他们也因此不断地在创造新的制度历史。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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