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知南勇、谢亚龙等人的受贿金额之后，内地很多高校人的第一反应是：这点钱算什么呀?在内地的学术界，特别是在高校系统，每年一次的职称评审，几年一次的学位点申报，一年几次的科研成果评奖，百千万工程，花样翻新的“X江”学者评选，哪一次能谢绝金钱的光顾?哪一次不制造出令人侧目的“忽然的奔驰拥有者”?用心良苦的“匿名评审”或“匿名投票”在实际运行中增加了行贿的数量，却没有增加行贿的难度。高校不惜举债进行土木狂欢——仿佛他们经营的是迪士尼乐园——既因为这是比学术排名更无可辩驳的政绩，更因为这是利益输送的庞大空间;而且，为了在比如图书馆的外观和气势上压倒美国的常春藤名校，相关或不相关的人们还可以借此进行旅游学中最不可思议、最妙不可言、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那种旅游——公款旅游。
一位熟谙业界潜规则的资深学者于酒酣耳热之时说的话我觉得有必要转述给所有关心中国学术前途的人们听听，这种话当然只能在酒醉或佯装酒醉的时候说：“不要跟我说你在什么狗屁刊物上发表了什么论文，也不要跟我说你又获得了什么狗屁奖项，这种东西越多，证明你越无耻。”翻译成清醒状态的语言，他的意思是，在内地的学术生态中，每一个人都不能回避这样的诘问并替自己做出辩护：你的论文是通过怎样的渠道发表的?你的奖项是怎么得来的?你的研究基金是怎么争取来的?又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最后他还不忘加上一句：“你要真有本事，在《Nature》或《Science》上写一篇试试。”
在今天的内地学术界，学术事业很大程度上已经异化为学术公关事业，学术资源的供应地图直接反映了各高校的经济实力及其与权力接近的程度。学界的大小头脑们像大小包工头一样从各种基金会承揽课题，然后分解发包给学术生产线上的学徒工——研究生。由于有那么多的表格需要填，那么多的酬酢需要应付，那么多的学术会议需要参加，大小头脑们也不可能把心思真正用于学术研究上。而数量庞大的研究生在课题及其成果上往往没有也不可能都有署名权，他们不会、也不必对课题成果真正负责任，加上对作为廉价劳动力甚至无偿劳动力的现状心生怨懑，因此省略实验步骤、伪造实验数据乃至赤裸裸的学术抄袭之事俯拾即是。如果你能意识得到，这些课题其中就包括了某些事关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课题，包括了在国防安全、粮食安全或者生态安全上至关重要的前沿课题，哪怕稍有学术良知，你也会脊背发凉：在这样一个知识等于甚或大于信仰的时代，还有什么比知识生产领域里的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更可怕的吗?更更可怕的是，你要参与这样一种学术利益的分配，学术良知正是你首先要抛弃的。内地高校早已不是象牙塔，但是，太多的人在走出象牙塔后，却没有止步于饮食男女的正常欲望之上，而是继续向下沉沦，以致完全异化为一段胃肠的存在，一种使职业仅仅服务于身体必然性的生理学存在，一种只能以仰视、贪婪与自卑的目光与物质世界建立关系的存在。在这种纯粹欲望的存在中，匮乏(贫困)是本质性的，决不会因为薪水的提高而稍有缓解，以金钱赎买道德的做法在内地高校已被证明是抱薪救火。
今天内地各级政府对高校和学术研究的财政投入不可谓不大，各种赞助(奖励)基金多得有“钱找人”之说，高校及高校人当之无愧地成为最能体现内地经济发展成就的领域之一。可惜的是，这种体现更多地表现在高校的建筑和高校人的座驾上。那些有的是机会出国考察的校长和院长们，你可在世界上的哪一所大学见到过如此多的豪华的房子和车子?
高行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一下子冒出了那么多的汉语评论家表态说不能接受，认为诺奖应该颁给比高行健更厉害的谁谁谁。这事可真奇怪，以前文学奖与我们无缘，也不见大家有什么脾气;现在终于有华人血统的人得奖了，反倒闹出这么大动静!诺奖委员会当然没有义务把奖颁给谁谁谁，他们也还没有学会凡事跟我们商量一下。不过，汉语文学界大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为谁谁谁设一个奖项(就像内地的许多学术单位自己办刊物为自己发表文章一样)，如果这种奖在国际上的影响进而取代了诺奖，也不枉费我们对诺奖恨铁不成钢的良苦用心。不过，我们显然不想把讨论延引到如此具有建设性的方向上，我们只是想借此对诺奖撒撒娇而已，而我们之所以在评价标准很难通约的文学奖上大撒其娇，一个说不出来的原因是，我们在物理、化学、医学这些奖项上连关起门来自慰的资本都没有。环视左右，我们的理科为深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贡献了什么定律?我们的工科为构建这个人工的世界贡献了什么发明创造?甚至，我们的社会科学向这个概念的世界贡献了什么原创性的概念?
在今天的世界上，高校在垄断精英生产的意义上为社会标识高度。美国作为超级强国的真正基础在于美国4000多所大学对全球优秀智力的超级汲取能力。而只要牛津、剑桥继续扮演着全球学术朝圣的圣地，英国这个岛国对全球制度和科技的影响力就远不是它的帝国遗产所能解释的。德国的近代崛起以柏林大学的创建为起点;日本在西方世界的真实地位完全可以直观地转换为东京大学在国际名校中的排次。中国高校的前途决定中国的前途，中国高校的现状也决定中国的现状，作为知识与价值的源发地，高校的腐败将导致社会的全面沦陷。而与高校这一“天花板”功能形成对比的是高校从业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之微不足道，这是由它处在知识与价值生产的金字塔尖的性质决定的。高校反腐既事关中国全社会的未来，比足球反腐重要得多;又只涉及社会一个极小的部分，完全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比足球反腐难不了多少，理应成为政府反腐战略的优先选项。
仅仅是一场稍动真格的反腐风暴，就有望迅速提升国人对足球的信心，至少在短期内，很难想象曾经似乎是无药可医的足球乱象可以卷土重来，哪怕在低得多的程度上。这给高校反腐以怎样的启示与期待?
(作者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