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的共同标准为：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其中大学教授、作家、媒体人占了绝大部分。公知们往往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以治理天下为己任，所以非常关心一些所谓的公共事务，自认为是真正排除个人利益干扰而站在集体或公共利益的立场上发言。所以人们发现公知们在很多问题上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批评政府，因而赢得了较高的公信力。
然而，最近关于“公知”的微词不少，说他们貌似公正博学，以评判天下为己任，视政府和百姓问题多多，自认担纲启蒙责任，实则摇摆不定、肩膀不铁、骨头不硬，令人大失所望，网络舆论甚至骂之为“母知”。且不说这种评价是否包罗了所有的“公知”，就其症状而言，其实也只不过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老毛病。
“士”与“公知”的简史
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提出了在当代美国和西方社会出现的“公知”现象，并批评了他们的种种毛病，而对于“公知”的精神，则是我们国内的媒体首先提出并倡导的。2004年中国《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说这些先生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著名评论人曹宗国在《公知与士节》的文章中说，他们是否堪当此评姑且不论，就这定义本身的内涵而言，也不过是中国儒家所推崇的“士”的精神而已。并指出公共知识分子这名词儿看起来挺有现代民主和“精英治国”的味儿，其实中国几千年来，就是按照儒家倡导的“士”的精神来培养和要求所有读书人的，可以说中国最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文化传统。
在文中，曹宗国详细论述了几千年来中国都按“公知”的要求培养读书人。在古代，当年孔子办学的培养目标就是“士”。他的学生精通“六艺”，当然就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他带着一群研究生游说各国，也就是“进言社会”，他自己担任鲁国国相并号召大家都“学而优则仕”，无疑就是“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而后世儒家在《大学》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更是明确了“士”的人生道路和社会职责。孟子说“士”就是“无恒产而有恒心”，就是“士”要超越实际利益的考虑，不依附于任何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保持独立的人格。他还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儒家甚至把这个问题提高到“舍生取义，杀生成仁”的“弘毅”高度，超越了人的生命价值，只是后世和今世的人们大都只尊孔而淡化孟，故意把“士节”的问题忽略了。其实，把孔子的“肉体”和孟子的“骨头”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士”的形象。特别是后来一些忧国忧民、探求真理、追求社会正义的精英之士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里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表达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和历史使命。
在古代不分知识专业的情况下是如此，在现代划分知识专业的情况下，其精神价值和文化传统也一直在发生影响。可以说，“公知”精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价值目标，这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情，是一种优秀文化传统，但问题是公共知识分子这种代表社会精英阶层的群体，逐渐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说一个人是“公知”，已经带有严重的贬义色彩，甚至还衍生出了“母知”的戏谑、调侃的名词。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名正在污名化，原因何在?
《羊城晚报》6月19日发表文章指出，事实上，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公共”的独立性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出现雏形。进入1990年代，这些知识分子群落纷纷风流云散，与此同时，作为知识生产空间的学院开始急剧膨胀，成为最大的知识工厂。学院膨胀以及学院体制健全化的结果是，知识生产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与生产者的利益密切相关，通过职称评定、职务考评、研究项目立项、学术经费的分配等一系列的行政手段，知识分子大多被严格限定在学院体制范围之内活动。另一方面，现代学院学术因学科专业高度细分，知识的整体性不复存在，公共知识分子问题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概念，诸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公共性、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公共利益、社会共识，等等，本身就是知识分工高度精细化的产物。正如学者许纪霖(微博)所指出的：“这种学院化的专业趋势，形成了知识分子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断裂。在其内部，原先统一的知识场域被分割成一个个细微的蜂窝状专业领地，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者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领域和共同的知识旨趣。在其外部，由于专业知识分子改变了写作姿态，面向学院，背对公众，他们与公共读者的有机联系因此也断裂了，重新成为一个封闭的、孤芳自赏的阶层。”
21世纪初开始出现的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密集谈论，实际上是对学院化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分子群体蜕变状况的严重不满。人们呼吁知识分子重新进入公共领域，关注公共事务，不希望这些受过精英化教育的群体，在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前集体失声。
但2011年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在互联网和大众媒体中开始被简称为“公知”。当“公共知识分子”被简称为“公知”的那一刻起，这一名称就被严重贬低了。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媒体和言论人士，开始有计划地针对“公知”实施污名化，并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对所谓“公知”的攻击，一般来自几个方面：一种是审判式的，一般是公开的主流媒体上某种观念代言人的受命作文。他们动用话语特权，以一种一成不变的观念和居高临下的口吻，对有争议的现象进行审判。这一类观点往往强词夺理而又外强中干，一旦脱离了其话语特权的保护层，就会变得弱不禁风。另一种是标签式的。这种手法无须论证、无须理由地将“公知”一词污名化，变成一个贬义词，就跟多年流行的“臭老九”、“汉奸”、“四类分子”之类的词汇一样，然后将这样一个脏词扔到对手的身上，自己似乎变得纯洁了并且大获全胜。这种阿Q式的手法，一般出现在网络口水战里。
纵观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士”到“公知”的文化传承和时代变迁，曹宗国以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明知要“公”却“公”不起来，“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倒是次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缺乏“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正直人格，缺乏“士节”。
需要怎样的公知?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邢兆良撰文指出，当代中国需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独立思想、批评精神与人文关怀。
首先，知识分子不应从“学而优则仕”的立场出发，以从政入仕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无欲则刚”，只有和现实的权力距离较远，才有可能对社会公权保持质疑的立场和批判的力量，才能保持对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的关怀，以及对社会公权滥用的警惕，才有可能从思想启蒙、思想批判的立场致力于社会的法制建设。对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进行宪政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拷问应是超越个体利益的一种社会责任。这是识别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真伪的试金石。
一般来说，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型知识分子相比，其内涵具有明显的不同点。其一，公共知识分子具有相对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精神;其二，他们以自己的理想和观念来看待现实社会，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其三，他们将关注世界、国家、人类、民族、社会的公益之事，视为自身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和道德责任;其四，他们把是否将对人类社会的人文关怀付诸于实践提高到个人道德高低的判别标准，即所谓“铁肩担道义”;其五，他们对现存的各种知识体系、观念体系存在一种本能的怀疑和批判;其六，他们往往会借助于职业平台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以此来影响社会各阶层的思想选择和价值取向。他们本身也成为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一种社会良知、社会理性的楷模;其七，他们更多地是从社会契约理性的高度，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精神来探索终极答案和完满境界。具有这些特征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法制社会里有可能成为一种相对独立、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和能量、代表社会的良知和人类理想的社会阶层。
其次，公共知识分子应是一个职业道德操守优良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评价标准不仅体现在对信仰和理想的坚定性和实践性，体现在他们的思想和批判的独立性，而且也表现在他们个人的道德表现和职业道德的水平。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使他们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社会公众对他们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标准的要求远比对一般职业知识分子的要求为高，往往是从社会公德的角度，提高到个人道德必须为社会负责的高度进行审视和评价。社会公众不能容忍一个职业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上大谈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大谈社会诚信和社会公德的重要性，大谈社会的公平、公正。对职业知识分子职业道德缺陷的批评、剖析是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必须面对社会公众的审视和批判，必须有因自己的道德缺失向社会公众公开忏悔的勇气。因为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是公开的，所以他们接受社会公众的审视和监督也是必然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一方面享受社会公众人物的“红利”，另一方面却拒绝承担社会公众人物的道德责任。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知识分子的道德作伪最为社会公众所不齿，认为这是对现代文明的公开亵渎。
第三，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不仅要展现思想魅力，更应该通过行动践履。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具备的知识，使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比其他社会成员高。他们的人文关怀就是以人类基本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为前提，从而对人类、国家、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表现出深切的关注。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公共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核心内容，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生存实态的忧虑，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特权群体的监督。公众知识分子在各种场合表达人文关怀时，更多的是从思想、理论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现实的社会秩序，指出改进的途径和应该实现的前景。
(编辑组稿/堇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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