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初的什邡事件中，一则标语充分说明了中国近来愈演愈烈的环保激进主义以及年轻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联合起来为下一代保护环境”。什邡事件针对的是地方政府不顾当地居民的环保顾虑而上马的钼铜工厂兴建计划。警方驱散了抗议人群，并逮捕了一些抗议者，其中包括年轻学生。几天后，什邡政府宣布取消这项计划。
资深中国法律问题专家斯坦利·鲁布曼(Stanley Lubman)最近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什邡事件颇受关注，因为其规模颇大并成功地以环保为由组织了一项大型工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走向街头的还包括为数不少的学生。这一事件不仅说明公众对环境恶化现象的不满正在增长，也显示了中国年轻一代在群体事件中正起着更大的作用——这种趋势继而又会导致武断的地方政府面临更多法律挑战。
鲁布曼观察到，什邡事件只是一系列大规模环保上访事件中最近的一起，这些上访都成功地促使政府官员在工业项目中遵循日益严格的环保标准。在最近的几个月里，这些上访事件包括海南民众抗议火电站计划、上海民众抗议太阳能电站计划，以及大连抗议化工厂计划等。
当地方官员支持企业兴建可能造成空气污染或水污染的项目时，上访通常是民众反对的一种有效手段。鲁布曼认为，有时这些行动会发展成法律诉讼。
造成项目兴建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在公开项目计划和环境影响方面，地方政府往往做得不足。什邡事件就是如此，地方政府只是公布了非常简短的环评报告，这份报告缺乏固体废料和废水排放的信息。监测企业生产的环保部门官员经常得不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地方政府往往会忽略污染问题，也不采取措施解决污染，因为这可能会降低地方收入。
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本(Benjamin van Rooij)在《当代中国》杂志上撰文总结了组织民众通过法律诉讼促使政府实施环保标准的诸多桎梏，包括诉讼程序上的信息缺乏、环保诉讼的高昂费用、法院受地方政府的影响而不愿受理此类案件、信访办和环保局等管理部门的低效率等。
此外，刘本还指出，法律诉讼本身也存在陷阱。诉讼当事人必须证明该案所涉及的污染会导致死亡、疾病或财产损失;必须列举导致污染的原因和被告方的责任。集体诉讼案件可能被分割成不同的讼案交至下级法院处理，这样贸易保护主义者就可以对地方法院施加更多影响。
这些桎梏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很少有民众将环保问题诉诸法律。刘本发现在2006年，此类诉讼的数量仅为2000余件。
虽然如此，而且也正是因为诉讼有难度，民众对污染项目的抗议正在增加。什邡事件中，年轻人的参与是一个新现象，这标志着有政治头脑的一代正在崛起。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什邡事件“说明了中国政治领域的一个潜在的重要转变，即年轻人站在了行动第一线;通常许多人认为年轻一代很冷漠，但这一事件显露出他们的积极一面”。
与中国国内的普遍看法不同，《金融时报》认为参与什邡事件的这些90后年轻人在政治参与上比年长者更加积极。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比起上两代人来说，他们面临的社会流动性更低。这些年轻人成长获取的信息更多，这增强了他们的政治意识。正如一位著名的中国博客作者写道：“90后是在社交媒体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因此认为言论自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
鲁布曼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会有更多有关中国民众对环保不满的报道。此外，也有理由相信，环保意识更强、失业压力更大的年轻人会加入到抗议之中。
鲁布曼注意到，中国环保活动家马军在接受《财新》时说，抗议活动不能是解决环保问题的长期手段，真正需要的是“打通法治渠道，放开环境诉讼，让公众可以依法维权……解决环境问题，一定要法治化”。鲁布曼认为，越来越多的环保抗议会带来更多的诉讼案件。在当前政策环境下，法院面临压力，需要调停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敏感案件。关键问题就是法院如何处理这些案件。如果法院偏向地方政府，就会引发更加强烈的民愤。但如果人们认为法院是在保护民众，帮助协调、解决问题，那么法院就能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栏目编译/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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