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中，各方的相互看法很重要，而在中美关系中，这种相互看法则显得更加重要。中美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治体系、社会规范、历史文化，而且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二者对对方的看法很容易被曲解，从而影响政策制定。虽然中美关系很有弹性，但双方仍然感到一种不可言说的不安，这种不安在精英阶层尤其明显。最近，布鲁金斯学会的李侃如和北京大学的王缉思就发表文章描述了中美对对方长期意图的不信任，两位作者指出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马旸(Damien Ma)认为，这种民众互不信任是观点分歧的结果，这种分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媒体和个人经历等不断强化。
最近一些机构调查了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对方的看法。美国百人会的调查显示，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已经接受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崛起的事实，大约75%的被调查者希望中美建立合作关系，这一数字高于2007年的66%。美国的精英阶层受访者持该观点的比例则更高。2/3的中国受访者认为美国正试图阻止中国崛起，中国精英阶层观点不一，但总的来说持同样观点。
在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的问题上，百人会的调查显示，将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中美关系没有什么改变，而另一半人中，有人认为双边关系发生了改善，也有人认为关系发生了恶化。虽然一半多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关系正在改善，但认为关系正在恶化的中国精英受访者比例从2007年的3%增长到了22%。
此外，百人会调查还显示，一半的美国民众和2/3的中国民众认为中美关系的恶化主要责任在美国政府，而一半的美国精英受访者认为责任在中国政府。在中国的精英受访者中，一般的商界精英认为责任在美国，而一半的意见领袖认为中美政府都应当为此负责。
针对百人会的调查结果，马旸认为中国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对美国的不同看法让他感到吃惊——94%的中国意见领袖对美态度友好，但在普通民众中这一比例仅为60%。
马旸认为也许这是因为在中国普通民众中存在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他也指出，百人会调查的一位主要负责人胡善庆提出了导致这一现象的另一原因——相比于一般人群，中国的意见领袖群体中男性比例较高(65%对51%)、无宗教信仰者比例较高(88%对74%)、职业分布不同(主要集中于教育、研究、新闻、非政府组织等专业领域)、地域分布不同(主要居住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共产党员比例较高(44%对5%)，且收入较高。这些人口学上的差异也很可能是导致调查结果不同的原因。
百人会的调查还显示，55%的美国人对中国抱有好感，这比盖洛普和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今年的调查结果所显示的比例更高。盖洛普的该项调查数据为42%，而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的调查结果为37%。有趣的是，在美国广播公司1989年所作的调查中，这一数字曾高达80%，当年政治风波后，这一数字一度降至39%。但是，今年的调查结果甚至比1990年还要低。
在美国人的对话态度问题上，为何不同调查机构的结果如此不同?除了方法论和样本选择的不同外，胡善庆认为还另有原因。在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进行的调查中有一段解释性文字：“有关中美关系的调查结果可能会出现一种代际变化，18至29岁的年轻人对华态度更为积极，持积极观点者和持消极观点者的比例为2：1，但是在更为年长的人群中，这一比例相反。”因此，胡善庆认为，导致不同机构调查结果不同的因素也许还包括各机构赋予不同年龄层的权重不尽相同。
是什么塑造了中美的相互看法?中国人和美国人都以一种“非敌即友”的范式来看待双边关系。虽然双方都希望建立合作的双边关系，但他们都对对方感到不满意。综合几家调查机构的结果来看，不到一半的美国人对华有好印象。这是不是因为中国正在成为美国的新竞争对手?还是因为美国人认为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就业岗位?抑或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经济改革后未能继续推行民主和人权感到不满?马旸说，他认为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但这些看法的确存在。如果要保持并推进中美关系，双方起码要先了解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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