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0年前，世界银行发布了一则里程碑式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报告认为，东亚经济发展速度之所以高于拉丁美洲、非洲等新兴市场，是因为东亚经济体注重基本权利、促进投资、培养人力资本并开放出口型制造业。
然而，中国证监会顾问沈联涛和香港智库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研究总监肖耿最近在辛迪加项目发表文章指出，东亚高速增长的原因不止这些。他们指出，世界银行如今也不得不承认政府系统性、多渠道的干预造就了经济发展。这些干预包括在特定地区向特定行业提供补助、税收优惠以及金融抑制。
在政府干预经济的这些年里，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支持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分崩离析。主流学说被抛弃后，“新制度经济学”观点被引入进来。面对各种影响资源分配和社会选择的变化与不确定性，以前那些主流学说都忽略了制度能起到的作用。的确，在当今经济萧条和欧债危机的背景下，摆在人们面前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解体带来了自由市场的傲慢，但同时人们也认识到了制度的重要性。不过，最后还是中国持续30年的快速增长让人们重新审视了集权资本主义的作用。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曾提出，人类社会创造制度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但是这很快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应当如何使用制度以满足人们的预定目标。2000年，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区分了制度分析的四个层次——第一层包括非正规制度、习俗、传统、道德和社会规范、宗教等;第二个层次包括管理产权、社会秩序、司法机构和官僚机构等方面的正规制度;第三层次是指治理机制及其节约交易成本的措施;第四层次是资源分配的分散式决策制度。
威廉姆森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关注正规制度和治理机制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但在许多新兴经济体内，是非正式制度、道德规范、信仰和对变化的迟缓反应阻碍了创新和知识型发展。
政治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试图在他的新书《政治秩序诸起源》中回答这一问题。他检视了国家、法制和政府问责这三类政治制度的起源，后两者制约前者，防止其走向暴政。福山认为，家产制是法制和政府问责的祸水。但是，虽然家产制可能是发展中产阶级民主的一大障碍、独裁国家的脆弱性所在，但家产制也可能是所有政治和经济体系中更为普遍的一个特点。
当下，人们正在争辩发达经济体是否已被金融利益所困。英国记者吉莉安·泰德最近在《外交事务》上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她问道，“政府是应该抑制金融、挤压精英阶层，还是干脆接受收入不均、节约财政的事实并将其视为发展一个有活力的社会所不可避免的代价?”
沈联涛和肖耿认为，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因为日益严峻的不公平现象影响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动荡甚至革命。让人惊讶的是，类似“占领华尔街”这样的抗议居然没带来多少影响，这也就是说，制度一旦建立就会牢牢地维持现状。
这与亚洲的经济增长很有关系。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前英国殖民地国家从英国继承了不成文法和制度制衡，但其中一些国家如今面临着制度衰退、腐败增长和家产制的问题。另一些国家，如中国，则正在想办法通过增强一党制下的制度框架来建立法制。
福山和诺斯都认为，强有力的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可以发展出问责制，但如果政治精英们无法有效回应大众并遵循国际行为和治理规范，那么这样的经济体就将变得脆弱。诺斯认为，竞争是促使各种制度提高适应性效率的关键。
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研究威廉姆森的正规制度和治理机制两个制度层面会很有帮助。但对于亚洲等地的新兴经济体来说，研究非正式制度、道德规范等将更为有用。简而言之，对许多新兴市场而言，不熟悉外国成功经验并不是阻碍其发展的原因。事实上，是传统的或国内的社会关系、社会行为使得既得利益集团倾向于反对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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