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很想买个iPad2，可是没钱。上网的时候，有卖肾中介发信息过来，说卖一个肾可以给我两万块。”2011年4月，17岁的高中生小王瞒着父母在中介的安排下，从安徽来到郴州，做了肾脏摘除手术，得到了2.2万元。拿到钱之后，小王立刻去买了iPhone手机和iPad2。回到家后，妈妈就发现了破绽，“他带了电脑，还有苹果手机，哪有这么多钱呢?他说他把肾卖了。”
无独有偶，安徽小伙小郑为买手提电脑和iPad2，被卖肾中介哄骗，卖掉一个肾。据调查，小郑的肾被出卖后，受体付给主要中介人15万元人民币和1万美元，中介分别付给实施手术的两个医生6万元和5.2万元人民币、其他手术参与人员1.3万元人民币、另外两个中介1万元和3000元人民币。主要中介人在这次交易中获利56360元人民币。
经查证，为小郑做摘肾手术的医院并不具备移植手术的资格。现在小郑的身体每况愈下，经鉴定为三级伤残。同时，介绍小郑卖肾的“黑中介”以及为小郑实施手术的“黑医生”被郴州市北湖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依法提起公诉。
还有一个18岁的男孩沉溺网络，为了买网游装备，竟然跑去外地卖掉一个肾。一群20多岁的年轻小伙，竟然为了钱来到所谓“卖肾基地”，卖掉自己的肾脏，然后带着钱离开。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做出如此疯狂的决定?《法制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地下器官买卖网络
杭州长睦锦苑小区4室1厅的毛坯房里，横七竖八地摆满十几张上下铺。十几名卖肾者挤在一间毛坯房里，他们每天在打牌、昏睡、闲聊及等待中度过。保安和邻居只看到居住在这里的“全是男孩，少时十几个，多时三十个，隔几天就有几张新面孔。”他们没想到，这里是一个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的黑窝点。
随着案情的深入，中介们的手法慢慢浮出水面：办“专业”网站收集信息，网上发布收购器官广告，圈养供体(卖肾者)、管理供体，联系受体中介，寻找买家，将“圈养人”肾脏卖出。
一旦通过网络联系上中间人之后，中介、老板、主刀医生、麻醉师、护士等都要提成。由此，一条由中介人、年轻的卖肾者、逐利的医护人员和有需求的境内外人士，共同完成的地下器官交易的完整链条出现在公众面前，而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出卖人体器官背后的巨大利益。
5月28日是腾讯网网络拍客“山姆哥”在“卖肾基地”卧底的第15天，他以卖肾者的身份记录了这个非法肾源供养基地从接头、体检、配型的全过程。当天上午，他拨打了110报警。而就在两天前，又有3名卖肾者在通过体检后被发往昆明、广州等地，准备接受摘肾手术。目前，30多名肾源供体已被警方保护。
《法制日报》记者从有关部门证实，浙江杭州公安机关近日在江干丁桥地区捣毁一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窝点，参与组织贩卖人体器官的犯罪嫌疑人“东哥”目前已在湖南被抓获，这个自称“杭州肾源基地”的地下窝点就是由他管理。多名卖肾供体者得到了妥善安置。
落网头目“东哥”曾经也是一名卖肾者，腹部有伤疤，随身带一把弹簧刀，长年在各大医院透析室游走，联络患者和医生。他行踪不定，只在手术结束后送供体回住宿点养伤及每周日送供体取血配型时才出现。
租住在该小区的小刘向记者透露说：“这个中介机构早有了，房子里住着一帮二十多岁的男孩，隔段时间就会出现新面孔，一个人卖掉一个肾能拿3万多一点，但几十万的大头都在中介那里!”
5月14日，“山姆哥”和同伴抵达杭州火车站，与外号为“蓝天”的马仔接头后，被送往住宿点。“卖肾基地”已运作4年多，除了卖肾，还接手代孕。据“山姆哥”介绍，每位供体和“东哥”谈好的价格基本都是3.5万元，目前全国中介已形成网络，报价基本一致，但需要换肾的病人要为这颗“成本”3.5万元的肾支付20万至50万元。
但是，也并非每个卖肾者都能拿到3.5万元，因为等待配型需要1到3个月，有些急需用钱还债的供体只能选择做“快的”，即不做配型，直接联系同样着急的患者，只要血型相同便进行肾脏移植，他们只能得到2万元。
黑窝点流动性很大，供体通过体检后被像商品一样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新供体则会及时补充进来。“山姆哥”说：“器官黑市是以网络化运作，患者中介、供体中介、医院(医生)中介，各自独立运作，供体中介负责‘养人’，并把配型信息发给全国的患者中介，从杭州发往昆明、南京、南昌、济南等地。”每周五为统一体检日。5月18日早上，山姆哥和其他供体在“蓝天”的带领下，乘公车到达杭州某医院。体检本上填着每个人的名字，单位为“食品厂”，费用已缴纳。抽血过后，体检完成者签署“有偿捐肾”协议。只是简单的一张纸，签字按手印后被中介收回。
卖肾操作已经流程化，体检结果当天下午出来，初筛合格后进入下一个环节：每周日的抽血配型。供体们又要等待，等待配型成功，等待买主电话，等待开往手术台的蓝色动车票。
“手术一般都是在由租用的民房改建成的手术室或者小医院内进行，由刀法老练的医生主刀，患者再转入三甲医院护理。”“山姆哥”发现，虽然负责移植的都是“接私活”的专科医生，但目前为止，尚未有涉案医生被判刑的先例。
肾源需求量有多大?器官黑市如何形成?来自卫生部门的统计显示，中国每年约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仅有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人体器官供需严重失衡。
《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某著名医科大学教授，学生遍布当地的医院，他向记者细算了各笔费用，肾脏移植包括术前准备大概费用近3000元，移植住院费用20天约5万元，术后费用3至5万元，护理检查7到10万元左右，成功后需要服用抗排斥药每年3至10万元(进口药贵)，第一年必须保证用药量，以后逐渐减少用药量。
“一般家庭根本治不起尿毒症这种病，而有钱的家庭为了活命根本不在乎买肾这份钱!”教授激动地说。
记者在暗访调查中了解到，一些有钱的患者家属急着救人，却等不到肾源，会买通医生或院方，某些地方医院的领导和医生为了牟取暴利，也会配合患者规避《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关于器官移植的程序规定，将登记与配体检查等相关事项做好。
“有钱人还是喜欢在大医院做手术，仪器设备好也放心，送医生花个几十万元也值!”某医院的一名护工告诉记者，“不送钱、送礼、请吃饭，人家才不会冒风险的，那些出去接私活的要价更厉害!”$nextpage$
供体者多为90后
5月7日，江苏省公安厅对外公布了一批重大网络违法犯罪案件，其中常州警方破获的系列网上非法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案尤其令人关注。摧毁犯罪团伙4个、刑拘16人，解救卖肾青年20人。
“当你看到那些年轻的小伙子挤在一间狭小的出租屋里，等着有人来买走他们的肾，你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一位参与办理此案的民警告诉记者。
基本上所有的卖肾者都是用尽口袋里最后一点钱，购买前往肾源基地的车票。中介答应，卖肾成功，报销车票。他们一般都是通过网络招徕，分批到达，供体与马仔在车站接头，经简单鉴别便送往窝点住宿。在这里完成上缴身份证、体检、签署协议、抽血配型、“发货”全过程。最让人吃惊的是，有的卖肾者第一次了解卖肾渠道，竟然是看到卖肾窝点被端掉的新闻，起意卖肾。
“东哥”手中有两个供体供养点，一处位于杭州市江干区的长睦锦苑小区，由马仔“蓝天”打理，供养15人，另一处设在废弃的某大厦内，供养10余人。在出租屋内，供体每人每天可领取2元一包的廉价香烟。在这里，每天伙食费固定而拮据，只吃两顿饭。
“卖肾基地”曝光后，来自重庆的网友王彬彬开微博现身说法，“希望劝那些想卖肾的朋友，千万不要走上这条不归路。”
王彬彬是去年5月1日走上卖肾路，当初在网上看到中介的介绍，只想用钱换回自己的女朋友，在经历漳州、杭州两个卖肾点后，被送往济南，最终因被检查出血管变异放弃卖肾。而王彬彬的另外两个朋友一个卖了三万八，一个卖了两万二，一拿到钱就去买名牌，他们觉得是过乞丐一样的日子熬出来的，终于有钱了就拿去挥霍，钱没了，心里又开始慌了。
和王彬彬一样，“卖肾基地”的这群90后的供体者有着类似经历，大多是从安徽、贵州、四川等地来杭州，有的是因为信用卡欠钱想还债，有的想给女朋友买手机，有的要去参加选秀，有的只为家人过得好一点。
“山姆哥”说，卖肾的人来自五湖四海，除了年轻和急需钱这两个共同点外，每个人都有令人唏嘘的故事。
来自江西的19岁的王军(化名)说，以前觉得卖肾这两个字很可怕，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其中一员。之前考虑了整整一个月，一直在想信用卡欠的钱怎么还，租的房子也快到期了。网上有人说，少一个肾没什么，只要稍微注意点就好了。
来自安徽的20岁的李晓华(化名)说，7岁时父母离异，自上学起就从来没人问过自己作业是否完成，生日也从来没人记得。
来自甘肃的20岁的杨国(化名)说，卖肾后，首先想做的一件事是帮女朋友买个手机。在老家的时候，她把爸爸给的手机卖了200块钱给他，他觉得对不起她。想今年回家，去年就是因为没钱没敢回去，这次卖肾，给家人一万块钱也算有个交代。
“山姆哥”说，卖肾的人有的被生活伤害过，有的被亲情抛弃过，更多的是遇到困难而求告无门的人。没有想到卖肾会如此轻率，还有一些人并不是真的缺钱到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只是想通过卖肾给自己一次通往更美好生活的机会。比如一个外号叫“表妹”的人，衣着时尚、嗓音优美，卖肾是希望拿到钱以后去开店，参加选秀比赛。
“山姆哥”呼吁社会力量去救助这些人，给他们一次机会，不要拿卖肾换iPad和iPhone这样的段子嘲弄这个群体。
“这样的现象令人忧虑，应当唤起社会各界对青少年群体的关注和关心。”全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基地主任、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安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卖肾事件反映了青少年在面对身体健康与金钱利益关系的平衡中所作出的非理性选择，是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对生活意义缺乏足够认同，缺乏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李安分析说，青少年对身体健康的无所谓或无知，在做决定时只在乎眼前利益，与社会外部环境有关，浮躁而追求金钱至上的氛围导致他们不努力去寻求谋生手段。当然，他们之所以选择卖肾主要还是出于生活困难，没有让他们获得成就感的工作机遇，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这需要社会确立一个良好的价值导向，积极引导他们走向正轨。
监管也需道德支撑
“中介做成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后，可以提成5万元，一般成年的肾脏价格在30万～50万元。”一名专门负责出钱养供体的小老板告诉记者。“至于那些网络线上的人员，主要负责联系，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他们和线下‘养人’的工作人员一样，基本上是一个几百到一千元不等。”
“每一个卖肾者都恨透了中介，明明知道一个肾能卖多少钱，但能拿到1/10的钱就不错了。”记者在网上碰到一个做供体的小伙子这样说。
同样拿大头的还有医生和护士。2011年被媒体曝光的曾参与非法移植肾脏的山东省德州人民医院的3名医护人员，当时中介支付给供体的价格只有区区2万元，而卖给受体(买肾者)的则是28万元。“显然，这些医护人员是中间差价的主要分成者。”
就此，全国知名肾移植专家、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何小舟表示：“人体器官移植活体来源主要是患者直系亲属之间进行捐赠，比如父母、夫妻、兄弟姐妹等，在直系亲属自愿供肾的前提下，当地公安机关要出具亲属关系证明，并公证。进行手术的医院在得到这些材料后，进一步对供体进行各项配型、查传染病等移植前期准备。”
事实上，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同样为不法分子留下了空间。比如，国家明文规定严禁人体器官的买卖，但实际上默认了父母、姐妹和兄弟直系亲属之间人体器官的活体捐献。由于器官的紧缺，一些病人在等待无果的情况下，其亲属便会出高价购买器官。而一些人瞄准了这一市场高利润，干起了器官中介的非法勾当。
据统计，全国每年有近100万名依靠透析维持生存的肾病患者，2011年，国内合法进行的肾移植手术还不足4000例。巨大的市场需求导致地下卖肾中介的兴起，他们巧妙地搭建起自己的网络，并从中牟取暴利。
“如果你是病人的家属，迟迟等不到合适的供体，即便等到了，家属又不同意，孩子病情一天天在加重，你会怎么选择?”记者问道。接受采访的张阿姨立刻回应：“为了孩子，不管有钱没钱，都要拼了命想办法的，不行就找黑市!”
“过去十多年，一直缺乏对人体器官买卖的刑法规制，属于立法空白，这就会产生一种惯性，在法律法规及司法机关缺乏监管的情形下，致使一个人体器官的庞大市场慢慢培育起来，一时半会刹不住车，只会从半公开转为地下。”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刑法学教授阮方民告诉记者，2007年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和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确立的组织非法买卖器官罪，是立法对器官非法交易现象泛滥的现实回应。
阮方民分析，现行法律主要是针对组织者，打击中介机构，但还应当将医院纳入法律调控范围。要杜绝地下黑市，就应当加强下游治理，大医院是否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问器官来源的情形?小医院是否参与组织器官交易活动?
“仅依靠法律的技术性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器官黑市对医学伦理道德的挑战冲击最大，医院、医生更应该坚守底线。”阮方民提出，对供体者而言，毕竟他们已经用牺牲身体健康的代价去换取经济利益，再苛以行政或刑事处罚，在法理上说不过去，应该要加强对他们的宣传教育。
“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修改，远远跟不上漏洞的存在和蔓延，仅靠公安、法院或其他某一部门显然无法杜绝黑市，根本的是要建立一套合法有效的器官移植供应体系。”浙江律师单莹认为，要解决供需矛盾，就要扩大人体器官来源，建立器官供体社会鼓励、激励机制，确立和保护其必要的合法经济权利，如医疗保障权、社会优抚权等，但要以遵守公序良俗与医学伦理道德为限。
(编辑组稿/毕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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