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薛涌先生与茅于轼先生讨论“劳动价值”问题，分别有“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与薛涌商榷”、“劳动是第一产权”等文。我读后感到，他们俩人的分歧完全是表面化的，问题的分歧实际上都是由于基本概念的模糊所引起的。基本概念的模糊，主要表现为“价值创造与价值形成”、“市场致富与特权致富”两个方面。薛涌先生的问题是“理解的模糊”，而茅于轼先生的问题则是“表述的模糊”，他们俩人都应该为“概念问题演变为立场问题”负各自的责任。先说价值问题。企业家和工人的劳动，同资本和土地一样在“价值形成”中都起作用。所以，劳动者、资本家和地主都对财富的创造有贡献，排斥任何一方都会把一个经济实证讨论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讨论。但是，从“价值创造”到“价值形成”却存在一个“市场实现”问题。茅于轼先生强调“市场实现”，强调企业家精神在“市场实现”过程中所起的更大作用，并不意味着他在“价值创造”的层次上否认工人、资本家和地主的贡献。由于规范的市场还需要政府的监管，“市场实现”过程显然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
问题就在于，当茅于轼先生在突出表述“市场实现”过程中的企业家作用时，他没有清楚地把“价值创造”和“价值形成”这两个层次作简单交待，(编者注：价值创造的源泉是唯一的，但价值形成的因素是多元的。)这势必忽略了财富的“市场实现”过程中的其他相关主体，包括一般工人、资本家、地主和政府等主体。薛涌先生强调企业家之上的劳动产权，他的问题并不是所谓的“理论与现实脱离”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只抓住茅于轼先生的字面词句，而没能把字面词句背后的概念层次区分开来。所以，若就此指责薛涌先生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显然太简单化了。
在茅于轼先生的回应里，当他从“价值形成”层次回到“价值创造”层次时，茅于轼先生理所当然地承认了其他相关主体的作用。而不能把握“价值创造”和“价值形成”层次之分的薛涌先生，就误以为经过自己的“质疑”茅于轼先生终于“修正了观点”。所以，指责茅于轼先生不了解各个主体的财富贡献也显然太简单化了。
在我看来，茅于轼先生回应中的“表述模糊”进一步强化了薛涌先生的“理解模糊”，也正因如此，薛涌先生把问题上升到了子虚乌有的“自由主义立场”的高度，由“劳动是第一产权”引向“自由人权”问题，仿佛以推崇“人权与市场”而著称的茅于轼先生在人权问题上，会有政治立场问题或学术认识问题。薛涌先生“道义与逻辑上正确”的幻觉由此达到了高潮。
薛涌先生除了没能指出茅于轼先生的价值概念模糊外，他自己还由于“劳动是第一产权”的议论而陷入了不分“市场致富与特权致富”的困境。
薛涌先生举了三个例子：文革中政府号召全民挖防空洞、企业为了利润而生产毒牛奶、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盲目生产耗油的SUV大型车。按照茅于轼先生的“价值形成”逻辑，这三种情况下“财富没有创造出来”，而薛涌先生则按照“价值创造”的逻辑，认为“劳动者都应该享受回报”，其基本理由就是“劳动创造财富”，其初始的理论根据则是洛克的用“劳动”来界定产权起源的“财产劳动理论”。
这里首先涉及的是“财富创造”与“劳动回报”问题。如上所述，“劳动参与创造财富”同“劳动最终形成财富”是两码事，因为“市场实现财富”是不确定的;而“劳动最终形成财富”与“劳动者应享受回报”也是两码事，因为现实中的“劳动回报”即便是在“劳动最终不成财富”时也可能已经按工资契约发放。
薛涌先生关注的是一个规范问题：政府不能随便把你抓去挖防空洞，企业家不能把失败的后果转嫁给劳动者。可是，前者是一个“政府强制”问题，后者则可能只是一个“市场契约”能否实现的问题。把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归之于“劳动是第一产权”，就等于把“自由人权问题”与“契约落实问题”混淆在一起。这种类似的混淆还体现在薛涌先生对“特权致富”与“弱势受穷”的议论中，以至于他把自己放到了一个过分有利的道德地位。
如果说在财富的问题上，茅于轼先生没有严格区别“价值创造与价值形成”，那么在贫富的问题上，茅于轼先生则没有严格区别“市场致富与特权致富”。在说“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和“打倒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时，茅于轼先生想的是“市场致富”，想的是进一步的规范化市场;而群起攻之的人想的则是“特权致富”与“弱势受穷”，想的是行政化市场造成的不公。“表述的模糊”当然是茅于轼先生的问题，但“理解的模糊”并把论点引向“自由人权”则是薛涌先生的失误。当“概念问题被夸大为立场问题”时，薛涌先生既过多地贬低了茅于轼先生的认识，又过多地抬高了自己的道德地位，而这两者同时也暴露了薛涌先生的思维局限。
这种思维局限在薛涌先生的一句话里表现得特别明显：“一旦建立了劳动这第一产权，承认他们拥有自己劳动所创造的财富的正当权利，即他们的基本‘自由’，许多工人农民就马上会变为‘企业家’，穷人也就不会成为自己办不了事的人”。按照薛涌先生的逻辑，在他的“劳动产权”确立后，世界就会美好起来，市场中两极化的自然倾向似乎也就消失了。
总之，茅于轼先生的问题不是薛涌先生所想象的那样，根本不是“企业家还是工人”、“富人还是穷人”等非此即彼的偏差。该仇富的仇富，该受穷的受穷;该打倒的富人要打倒，该受穷的穷人只能受穷;问题全在于是不是“特权致富”和“懒惰致穷”。茅于轼先生强调的是规范化市场的“价值形成”功能及“市场致富”功能，其基础当然是与“劳动是第一产权”相一致的“人权自由”。茅于轼先生在表述上的“概念模糊”容易引致“理解模糊”，但薛涌先生也应为自己的“理解模糊”和“不当夸大”买单。
替“市场致富”的富人说话，为“弱势受穷”的穷人做事。打倒了“特权致富”的富人，全国未必都是“懒惰致穷”的穷人。
(作者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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