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纪念耶稣受难日（CFP）
伴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度推进，我们党曾经在十多年前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实现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政治转型。而在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中央党校周天勇等教授曾经撰写一个政治改革报告，提出执政党信仰的开放设想，其论述可说是已经涉及到重构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过程中的信仰转型等重要问题。然而，如何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政治转型，不仅仅是一个执政党信仰开放的问题，其中还涉及到基于政治信仰认同的政党合法性建构、如何强化执政党的政治信仰、执政党的民主化建设，以及如何处理政治信仰与其他信仰之间的良性互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信仰重构或执政党信仰方式的重新认定，应当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政治转型的动力机制之一。
信仰成为问题的时代
信仰概念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容易被混淆的概念。政治信仰、民族信仰、宗教信仰、文化信仰、国家信仰之间，很难构成一个明确的定义与公认的界限。
在信仰基督宗教的欧美各国，他们所讲的“信仰”，一般指的就是宗教信仰。但是在汉语语境之中，谈及“信仰”不一定就指的宗教信仰，还可能指政治信仰、国家信仰、文化信仰或民族信仰。所以，“信仰现象”在中国，往往是一个与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价值系统的整合性结构。它们之间的关系处理，以及在民主化进程中如何界定彼此的领域、地位与功能，界定不同信仰之间合法性的认同方法，早已直接涉及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或宗教的基本走向。
在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进入深度运行的当代中国，执政党的信仰问题、信仰认同的基础及其强化，已经与执政党的合法性证明方式紧密相关。
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而言，当信仰成为“问题”之际，往往是时代更替的关键，或者说，当时代在孕育重大变迁的时候，信仰往往就会成为问题，成为变迁的先兆。比如，辛亥革命时期，就是典型的信仰与秩序双重危机的时代。19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后，信仰危机的概念一直如影随形，不断被提及，直到最近几年，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意识形态的左右分离、人心聚合等问题一再提出，使社会各界对信仰问题的关注与讨论日益加深。
目前，中国社会对信仰问题存有三大认知取向：一是信仰缺失论，认为不论从哪个层面来讲，中国人都没有自己的信仰;二是信仰无用论，虽然中国人目前已有“五大”宗教和民间宗教等信仰，但是这些宗教信仰是否能够形成价值认同，能否对社会诚信、防治官场贪腐起到制约作用，则遭到很大的怀疑;三是信仰混乱论，认为现在中国人的信仰很多，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既包括了五大宗教、民间信仰，又包括了儒教信仰、政治信仰、国家信任等等。曾经有问卷调研显示，全国只有16%的党员干部是无神论的真正信奉者，其余的都在不同形式上信仰不同宗教，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宗教活动，甚至请人看相、算命、预测自己的官运是否亨通。祈祷平安，甚至一些地方的政府行政大楼建设，也要请风水先生来观测地形地貌等等。
在各个地方层面，党政官员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不同形式的宗教信仰活动，有私人求神拜佛的情况，有代表地方政府的政府官员参与不同形式的大型宗教信仰活动，有的利用宗教发展地方经济，有的是借用传统文化形式举行祭祀活动。虽然其中涉及到对宗教的定义问题，但在祭炎黄、祭孔孟、祭夏禹等大型信仰祭祀活动中，人们都能看到公共权力背景及公共财政的支持。
公共权力的信仰危机
仔细考察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信仰变迁的痕迹，不难发现，随着社会利益的高度分化，多元干部之固有官德对于中国的道德引领示范作用，已经非常淡化，甚至在很多层面已不复存在。这就导致社会大众对执政党的认同与权力的信任，从而使执政党面临着信仰危机问题。
这些危机现象，总结起来说，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党员信仰宗教的问题。近年来的宗教社会学调研发现，很多党员干部私下有着自己的宗教信仰。
二是行政权力建构信仰的问题。“唱红歌运动”，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革命”信仰再度复兴和重建的要求，但是随着一系列相关事件的发生，行政权力打造“革命”的信仰传统似乎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则是民间造神运动，毛泽东再度被神化;特别是乌有之乡网站上很多人提出的要建立“毛教”。
三是官民对立在信仰问题上的表现。由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官德和公共权力在价值体系的引领与主导方面，往往使执政党的信仰成为全民信仰的示范和象征。当这个象征及其意义发生断裂的时候，社会大众的信仰很容易出现一系列问题。这大多表现在社会大众对于官员的不信任、对公权力的怀疑、对政党信仰的远离，如老百姓不信任官员，于是就选择信仰菩萨、上帝或者土地爷。如果这一官民对立形成信仰的认同断裂或信仰冲突，进而导致社会信仰运动的话，这将会大大增加执政党的管理成本。
四是作为执政党的政党危机在信仰问题层面上的呈现，直接构成了公权力的信仰危机。它们表现在执政党的党建问题上，就是如何不再以社会利益的交换与互惠，作为信仰的强化手段。这就是说，执政党的党建要求，不可能没有执政党信仰的重新理解与再度建设。$nextpage$
三大信仰思潮
一般而言，当代中国社会中呈现有三大信仰思潮。其一是政党基要主义，即回到革命党的传统——一个党，一个信仰，一个领袖、权力整合社会。这里涉及革命党和执政党信仰方式的异同问题。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初年就提出了“主义信仰”的概念，建立了高度一元、权力集中的政党体制，试图集合全党乃至全民的心力，最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领袖崇拜。
其二是民族信仰主义。其基本原则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凡是中国的，就是正确的;凡是正确的，就应当信仰。表现为汉民族对炎黄信仰的崇拜，对儒教信仰的强化，以及对外来宗教及其相关价值理念的排斥。当前，一些新左派和保守主义者甚至一厢情愿地提出了与政党基要主义合作的企图，这一现象也值得关注。
其三是国家信仰主义。有学者提出要建立“国家宗教”。比如佛教，有人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已经两千多年，成为了中国宗教，中国如果要建立国家宗教，非佛教莫属。另外也有人提出要立儒教为国家宗教，构建儒教宪政主义，每个中国人都应当是儒教信徒，都是孔孟的弟子。
如此三大信仰思潮，彼此具有一定的内在关联。但以上问题的根源，主要则是源自于“主义信仰”的革命党信仰模式尚未向执政党信仰转型。革命党合法性的基础在于打天下和高度的意识形态性，执政党是否仍然以这些特点作为合法性基础值得重新思考。
执政党的信仰建构
国内学术界在总结、研究前苏联解体的论著之中，大多都会提到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政治信仰淡化。但是，信仰的淡化如何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大多论著则语焉不详，大多是泛泛而谈，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云云。
革命党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是打天下，一个是意识形态的强调，即高度的政治正确。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是否还是以意识形态，或者是以革命党的信仰方式作为合法性基础?这是执政党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的领导地位怎么奠定的问题，跟政治信任、政治文化建设、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分别和强化都是相关的。如何面对、处理这些问题?真正从信仰层面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信仰转型乃是其中的重要基础。这与执政党的党建问题紧密相关。
一是“政治信仰”，能否改称为“政治信念”。
政治信仰在英文里有“politic belief”，“belief”翻译成“信念”是可以的，而“politic faith”中的“faith”一词，则一般会与神的信仰紧密相关。因此，建议做信仰研究时，能否将政治信仰改称为政治信念，避免和其他信仰相互混淆。
二是党员干部、官员的信仰如何强化。
目前，在固有的形式下，一般是通过文件、政策、组织生活强调执政党的信仰。然而，由于当代社会各种利益的介入和公共权益的过于强大，依旧使用文件、政策等方法来强化信仰，这种方法是否能继续发挥功能，是否还有其他创新的可能性?这是值得考虑的。
在中组部、中纪委以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多次强调党员干部不能信教，宗教徒不能入党的内容，对少数民族和地区的党员干部，有些时候则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信仰习俗、生活习惯、家庭背景放宽条件。但这一点难以得到宪法和党章的支持。宪法强调，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中共中央1982年第19号文件强调，党员不是一般公民，似乎在强调党员干部作为特殊公民，所以不能有宗教信仰。
理论上，执政党把宗教人士视为团结对象，“信仰上相互尊重，政治上团结合作”，但在潜规则上，则往往是利益上利用，意识形态上排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几亿中国宗教信徒的困惑。如果执政党的信仰严格化，用意识形态予以信仰强化，所有党政官员不得参与任何相关活动，划清界限，这样似乎也能够分清公共信仰和核心信仰。在理论层面、制度层面上，我们说的是政教分离，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政教合一，政教关系尚未获得法制层面的支持，或者是说政教关系尚未法制化。
三是如何建构国家信仰。
国家信仰在强化，对党的认同没那么强。国家行政学院的数据显示，约40%的县镇以下的干部为有神论者，他们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同并不高。最近一个问卷调研显示，党员、非党员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认同都很低，跟建国初时的万众一心远不能比。所以执政党的信仰和国家信仰能否在法律层面分开建构，执政党的信仰能否与国家信仰在党章和宪法层面上予以不同的定义方式，而使国家信仰的建设与国家建设紧密联系。
对此，学术界曾经提出有信仰分层的概念，在一个中国信仰的总体结构中分出有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国家信仰、文化信仰等层面。但是，关键的是，这不同层次的信仰关系如何处理，使用法制的关系来处理，还是用领导人的文件、政策、说法来处理，或者是与宪法的规定相符合，这也是有待于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四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或者无神论的思想，是否就是执政党的信仰基础，或者直接就是执政党的信仰。党章上强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理论基础，似乎没有特别强调无神论思想是共产党的信仰基础。如果把无神论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的话，无形中就在主张与宗教信仰有神论处于一种直接对立的状态。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与前苏联固有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现在中国社会之公民的宗教信仰，早已不仅是一个私人的事情了。无论当代中国宗教信徒的人数是是一亿、还是有三亿，这都已经说明了中国宗教的信仰对个人来讲是私人的事情，但信仰的表达，信仰和行动的结合，无疑就不是私人的事情。
我曾经问一位浙江著名的宗教界人士，他是一位基督徒，著名企业家，当时国家领导人还接见过他。我问他，你的上帝信仰和共产党的信仰，你怎么看待?他回答说，这不矛盾。上帝的信仰，关注我个人的灵魂;共产党的信仰，是关注公共事业。如果我加入共产党，我的上帝信仰不放弃，却也不会冲突。我是为大众服务的，是为社会服务的，共产党的信仰宗旨也是为人民服务的，这并不矛盾。
当时，地方党委曾经想发展他为党员，因为他的社会影响太大了，他的资本也很雄厚。后来，有些领导说，你可以保持你的上帝信仰，秘密的;他说不行的，我的上帝信仰大家都知道的，再说为大家服务，信仰也应当是公共的。最后，地方党委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让他放弃上帝，接受共产党的信仰。最后，组织上还是决定把他留在党外，这样可能更好。但问题却提出来了。
五是执政党的信仰建构里，涉及到给宗教脱敏的要求。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宗教社会观，所以，无神论和有神论在现代社会法制基础上，无疑是能够平等相处的。革命党时期，也许会把宗教当鸦片来看待，但执政党则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处理宗教信仰问题。
现在我们的党员干部“谈教色变”，但偷偷摸摸地参与宗教活动确实不少。理论上可以说，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相适应，是为经济社会服务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源。但潜规则上，还是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来处理宗教和社会的关系，鸦片论的痕迹还很严重。所以，执政党的信仰的构建，还不仅仅是个主流信仰的问题，还有主流信仰和其他信仰的关系怎么处理的问题。我们党，曾经超越了姓社、姓资之间的矛盾，当下则是如何超越无神、有神之间的差异，主流信仰和大众信仰的差异，或者是信仰多元关系，我们期待着新时期执政党的建设当中能够出现更好的回答。
六是执政党信仰如何与社会多元信仰共存，或者一元共存?执政党与其他八大民主党派的信仰关系如何共存?我曾经想了解一下中国民主党派的信仰及其认同问题，得到的结果是很敏感，或根本不谈信仰。民主党派基本上不谈信仰，担心与执政党的信仰冲突。民主党派在发展党员的时候，一般是回避信仰问题。一个党派可以没有自己的信仰，但是可以有自己的执政纲领。执政党和民主党派也有个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问题。它们与执政党的信仰共享、执政党与其他信仰关系的相处原则紧密相关。这确实是事关社会变迁，事关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发展转型。
为此，可以这样认为，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信仰重构很基础、很重要、很全面。事关执政党的建设、国家建设，同时也事关中国社会、文化的大建设与大繁荣。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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