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公推直选”党代表（CFP）
中共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可以成为透视中共党内民主和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窗口。
这次党代会于2012年5月9日至13日在广州召开，历时5天。而筹备可以从2011年10月12日广东省委十届十次全会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广东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算起。
会议有三大亮点：不提GDP、破除“党恩论”、差额选举省委常委。这些亮点无一不具有政治隐喻。
按照中国既定的政治逻辑，经济强的地方，政治上也具有更强的份量。而广东并不仅仅是经济大省，同时还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因此，党代会注定不会平淡无奇。其中的一些突破，或是一些言论，对于中国来说，具有“探路”的指向。
筹备
党代表大会是中共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作为执政党，各地方的党代会，具有诸多功能，比如选举领导班子，统一全党意志，安排部署未来几年的工作，而这些，都会影响到一个地方既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对党代会的筹备，是党代会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如何筹备，又影响到了党代会想传达出什么，毕竟党代会是按程序走的。
筹备的工作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两个部分：
第一，参加党代会的代表的选举。
既然是党代会，那就要先选举参加会议的党员代表。选哪些人参加?这有很多讲究，首先当然是要符合组织程序。其次，按中国政治的惯例，各地党政一把手不能缺，另外，也要给基层党员，甚至生产一线的党员一定的代表名额。总体上而言，和全国各地一样，官员代表的比例还是比较高，凸显出一种主体地位。
2011年10月，广东省委发出通知，并召开会议，对代表选举工作进行专门部署。此后，各地级以上市、省直和中直驻粤有关单位等37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代表名额905人，经广东省委同意后，成为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
这905人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593名，占65.5%;生产和工作一线党员312名，占34.5%。值得注意的是，从代表的“官民比例”来看，情况比上一届党代会有了变化，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提高2.3%。另，代表的分布也比较合理，基本上各条战线都有代表，其中工人党员45名(含农民工5名)，农民党员33名，“两新”组织中的党员50名。
第二，是党代会的报告。
中共从中央到地方的党代会，所要向内部和外界传达的重要信息，都凝聚在报告中。一份报告写什么，怎么写，直接决定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开这个党代会后，我们应该干什么?”
谨慎是一个人从事政治应该具有的本能，包括循规蹈矩。而谨慎的一个可能结果就是按照既定的话语方式来说话。所以从中央到地方，很多党代会和政府工作报告，都有相对固定的话语方式，有些还是典型的“党八股”。这种报告的话语方式，从谨慎的角度上说当然无可厚非，但久而久之就给人一种感觉：没有特色，没有变化，因此，如果要传达非常重要的信息，并且要让内部和外界意识到，有必要作出一些改变。
而改变本身，可以和既往报告的内容、话语产生对比，因此最能看出报告想说什么。
到今天，中国同时到了两个最关键的节点：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因为透支巨大的社会成本，并且使掠夺财富的机制越来越压倒了创造财富的机制，已经难以持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广东在前几年就已经开始，但力度仍须加大。另外，30多年来的改革，已经要“进一步深化”到政治体制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它碰到了“既得利益格局”，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而转化成对“既得利益格局”的政治压力。
在筹备第十一次党代会时，广东省委对报告完全可以用“高度重视”来形容。
报告的起草，始终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直接领导和协调下进行。汪洋要求，报告要有“粤味”，突出广东特色。而广东的特色之一就是实干，不说空话废话。汪洋同时还要求，报告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令人耳目一新。为此，这份报告八易其稿。
不仅如此，报告还充分发扬民主、广泛采纳智慧。2012年1月20日，广东省委办公厅制发《关于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起草中充分发扬民主的工作方案》，安排开展省委常委专题调研、省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分组调研、党代表基层走访、党员专题组织生活、发放调查问卷、建言征文等六项工作。4月10日，充分发扬民主六项工作顺利完成。文件起草组将相关成果吸收进省党代会报告稿。
而整个报告的筹备工作从2011年12月开始，时间长达近半年。
亮点
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后，5月9日，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正式开幕。
首先是汪洋代表中共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报告不提GDP。并且，汪洋强调“转型升级必须破除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他还指出：“转型升级是一场经济社会领域的重大变革，必然引起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只有坚决打破粗放发展的路径依赖、权力‘寻租’扭曲的市场格局，才能使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几句话，点到的不仅仅是广东面临的严峻命题，它同时也是中国所面临的：如何从发展方式上实现一个“大转身”?而在中国，经济就是政治，政治就是经济，经济的转型，要求政治的转型。
多年来，广东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不遗余力。汪洋甚至还表示，广东不和别的省份打GDP排名战了。但是，广东的改革也逐渐逼近它发挥潜能的极限，在进一步体现科学发展观上，遭遇到了中国既有制度和权力结构的瓶颈。也因此，才有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广东改革群体的发声。比如，汪洋说，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利益格局对改革的影响，党委和政府首先就要从自己头上开刀。
而在党代会上继续强调“破除不合理的利益格局”，预示着，这将成为广东在未来的一种“政治”，而且力度会加大很多。
“建设幸福广东”，是报告的重要内容。汪洋在报告中强调：“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这段话，成为整个报告最引人关注的一个亮点。
整个中国改革的历史大致有这样的轨迹：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改革就深入到什么程度。
在邓小平时代，改革主要是在经济体制领域展开，最大的障碍就是来自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这种思想观念的桎梏，其杀伤力远超于既得利益结构。它一方面对改革构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却又以教条主义的权威包装了既得利益结构，使它无法被触动。改革如果不破除这种桎梏，根本就走不下去。
现在，改革向政治体制领域延伸，所碰到的最大障碍，恰恰就是对党、政府与人民关系的错误预设。“党恩论”正是如此。它预设了一种家长式的社会治理，把人们从一个权利主体，降格为一个“服务”的对象，因此官员为人民办事了，人民要感恩，而不是承认这是政府的政治义务。“党恩论”在逻辑上的延伸，是把人民视为管治、控制的对象，总之，是政治客体。
其实践上的恶果，就是这样的思想观念合理化了权力的不受监督，形成了既得利益结构，并且把它包装、固化，阻碍改革的继续深化。而在治理上，不是社会和政府一起进行“社会控制”，而是变成政府“控制社会”。特权、腐败因之而生，官民矛盾因之而尖锐。
广东在改革上，要继续保持领先，就必须在解放思想上领先。“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恰恰是一个推进改革的“阿基米德点”。
而这一切，和当初“改革”的表达和做法在逻辑上其实很相像。其示范性、规范性意义，完全可以超出广东一地而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一个战略。
从9日到13日，会议讨论各类议题。13日，闭幕。
随后，中共广东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从14名候选人中差额选举出13名新常委，汪洋连任广东省委书记。
差额选举省委常委，是党内民主的内在要求，但并没有相关规定硬性要求必须这样做。从这点看，这有点在党内民主上“做出示范”的意思。很清楚，这次党代会这样做，那么下一次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有压力;而地级市及以下的党代会不这样做，同样会有压力。而如果它被聚焦、放大，还可能给别的省市的党内民主提供借鉴。
再进一步说，如果中国在党内民主上能够继续推进，那么，整个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也将会得到促进。
(作者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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